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实习生 焦梦洋
编辑 | 向由
湖南45岁的单身母亲王静，生活刚刚好起来——儿子的白血病有所好转，抑郁症也不再频繁影响她了——然而世事难料，这一年来，助她改善处境的一个“配捐”项目，在11月爆雷了。
“配捐”是一个公益术语，但王静遭遇的，是以配捐为名的一个病友之间运作的资金盘骗局。
在一个白血病友共同参与的“配捐”群里，王静投入了20多万。同为白血病人的群主黄南此前承诺，病友们只需先投钱，之后会通过“公益机构的配捐”，一两个月后获得更高的回款，就像投资保障收益的理财产品一样。
11月末，多名位于河北陆道培医院的白血病患者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案。钱要回不来了，他们投入的金额有10多万、20万、60万，高的至上百万元。
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将矛头对准了微信头像写着“发财的风，吹到你这了”的群主黄南身上，认为是她卷走了病友们的救命钱。但直到病友们蜂拥到她家对峙，才发现黄南还有一名“上线”，名为孟祥龙的东北男人。
受害群友告诉南风窗，此案被骗人数270余人，受骗金额约在4000万。11月29日，三河市公安局针对报案病友被诈骗案正式立案。12月14日，三河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黄某、吕某某二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正在全力抓捕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孟某某。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众多大病患者，再度因打着公益慈善名号的“配捐”项目，进入绝境之中。案件背后，暴露了一个问题：在最痛又最难的大病救助领域，为什么近年诈骗丑闻频出？
12月的燕郊，气温骤降，寒冬临近。在中国最大的民营血液病专科医院集团旗下的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以下简称陆道培医院），很多等着钱用的白血病人是这时候发现被骗的。
爆雷群聊——“万事如意”的群主昵称黄畅，真名为黄南。“楠”和“难”读音相似，黄南曾解释，她希望自己将来顺畅，改名为了黄畅（身份证没有改）。她希望病友都这么叫她。
房产中介，同时也是白血病患者家属杨志华对南风窗回忆，黄南36岁，身高1米6左右，短头发。他曾因租房子与黄南见过面，回想起来，觉得她平时看上去和颜悦色的。
黄南自己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2018年时，她在安徽省立医院做脐带血移植。2023年末白血病复发，她于是来到河北陆道培医院做了二次移植。
几名受访病友也曾听说她的悲苦人生。“她出生9天就被抱养，生（白血）病之后告诉亲生父母要求配型做骨髓，亲生父母又拒绝了。”
共同的生病与化疗经历，让经济拮据的白血病人，选择了相信黄南，参与她口里的“配捐项目”。这是一个慈善捐赠的舶来术语，最早诞生于美国，指的是个人配捐者向某个非营利组织捐款之后，企业以约定好的比例向相同机构再捐赠一笔钱。
在中国，这一形式最早出现于2015年，互联网大厂为了激励更多人参与公益，拿出了9999万的配捐额度。网友每捐1元，腾讯基金会对获捐基金会再配捐1元，配捐比高达1:1，也给人们传递了信号：个体捐得越多，公益机构获得的回馈越大。
互联网推高了个人捐赠热情的同时，也让一些机构和个人以此钻空子。一些基金会、民间团体从而衍生出让成员先进行大额捐赠，以套取平台配捐。此后，他们再给病友或捐赠者分配善款，也就是所谓的“套捐”。
黄南完美地利用了“配捐”概念，衍生出了她的项目。她自称背后有十余家基金会，基金会每个月给她一万元工资。但这1年多里，她从没和病友准确说出过基金会的名字。
她还信誓旦旦地说，即使自己离世了，也不用担心无法回款。“机构基金会那是有你们资料的，到时候因为我死了，这个项目的确进展不下去了，基金会联系你们，直接给你们打款……”
患白血病8年的李林于2023年7月26号进入群聊。他记得，黄南的配捐项目多种多样，参与方式也是在不停地变化，例如交4万，可以配2千，相当于一个月后回款4.2万元；交4.6万配4千，相当于1-2个月后，回款总计5万元。还有交5万配1万，以及5+3项目（交5万配1万，3万配1千）等等。
回款周期也因为数额的大小有所不同。多数情况下，这些项目需要两个月回款，一次回总额的一半。据多次参与公益基金会配捐的病友透露，黄南的“配捐”手法，与正规公益基金会的操作有相像之处。在参与她的项目之前，病友需要提交发票、身份证、诊断证明、低保证明等材料，以证明自己的艰难处境。
如果发票金额不够，黄南还会让患者买发票。“你可以去找xxx买发票，在我这里可以过。”“一次多给我点发票，省得我一次次找你们要。”
但直到现在真正吃了亏，人们回想起来才会察觉到端倪。与公益机构一般采用对公账号进行转账不同，最初做项目的时候，黄南让病友将钱转到了孟祥龙和吕子鑫的个人账户上。黄南曾在群里解释，“孟祥龙是基金会的财务，吕子鑫是基金会的法人。”
再到后来，约是2023年末开始，每到回款的周期，黄南会让部分报名参与配捐项目的病友直接给需要回款的病友转账。剩下的则转账给她指定的账号。整套下来，类似“空手套白狼”。
除了转账方式上的区别，作为“配捐”发起人，黄南还有相比慈善基金会更多的“配捐”项目。李林回忆，正规的慈善基金会组织的配捐活动一般在99公益日前，一年就一两次。但他记得，黄南的项目频率很高，有时候甚至每天都可以参加。
唯一不同的是，最开始项目名额比较少。每天上午10点，黄南在群里发接龙，群友需要拼手速参与配捐，“像饥饿营销”。
一个项目最早只有七八个名额，慢慢地十几个、四五十个……名额越来越多，项目也在增长，群友不用抢也能参加了。李林回忆，今年9月开始，黄南每天发起的配捐项目都有四五十人参与。她甚至还对病友说：“人太多了，这样下去我们（以后）减点人。这样人太多了，算了脑子都疼。”
危险却在2024年末收关之季降临。11月23日，本该收到回款的病友没能收到钱，开始感到着急了。黄南则回应，先把支付宝的50万转给大家，但她很快又称，自己的账户被限制转账功能。
11月27号，274人的微信群里，每个群友都在盯着手机，等着她承诺的回款。黄南也在群聊里说：“一个小时后不拨款，我就跟你们一起去报警。”
18点后，钱还是没回来，群里一片哀嚎。
病友共同报警了。
如果一切按照黄南的安排那样走的话，王静本应收到72万元。
但现在，所有的钱都打了水漂——给黄南投入的20多万，是她和已经成年的儿子在各个平台借来的。采访过程中，信用卡工作人员还在电话催账。她又回到了两年前儿子确诊时的绝望状态，吃抑郁药也不管用了。
王静并不孤单。据报案病友统计，被黄南卷入救命钱的病友有270余位，总金额约4000万元。这是过去几年“配捐”为名的涉骗案中金额最大的一宗。其中，一位病友家属给黄南的项目投入了103万。
重要的是，查看各自的过去，钱追不回来的人们，共享着一些相似的苦难。
他们多是恶性白血病患者或亲属，出生在欠发达地区。疾病将他们掏空，他们被迫将求助之手伸向身边人，人脉也因此耗尽。现在，多数人都在通过网贷、借钱、打零工维生。聊天记录显示，黄南与病友曾相互讨论网贷经验，还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向各个平台借到最高额度贷款的。
无一例外地，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了擅长做干细胞移植手术的燕郊陆道培医院。因为聚集着太多白血病人，陆道培周围的城中村落被称为“小白村”。
在血液病患者眼里，陆道培医院是他们最后一棵救命稻草。34岁的李林是河北人，患白血病8年期间，他曾经战胜过病魔，却在2021年又复发了。他告诉南风窗，像他一样白血病复发、又难治的病人，一些大的公立医院是不愿意接收的。“人家这边（河北陆道培）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只要有1%的希望，你有能力去负担医疗费用，它就会选择给你治疗。”
王静也是在大学本科刚毕业的儿子确诊白血病后，才知道这个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创立的私立医院。来到这之前，她曾辗转到武汉、长沙、北京的医院看病，最后，是陆道培医院收治了病重的儿子。
私立医院有“低门槛”的好处，但同时，收费也更高昂。王静回忆，儿子在陆道培出院后的半年内，一个月一次大查，一次大查近两万元。除此之外，她们还需要负担每个月一万多元的医药费。这些手术、体检费用，以及各种白血病人用到的救命药，医保只能报销很少的部分。
生活与病痛压弯了白血病人以及家庭的时候，同病相怜之人的抱团取暖显得格外珍贵。资深公益人薛飞告诉南风窗，在陆道培医院周围，出现了很多由病友自发形成的筹钱机构或者社会组织，这些机构大多未接受过专业的志愿培训。
也因此，所谓的“配捐”在陆道培的病友群体，有其生长后变形的土壤。从2014年开始接触大病救助领域的薛飞回忆，“99公益日之外，我是没听说过（公益基金会）有什么正规持续的配捐活动，但陆道培医院（的病友圈）那边做配捐的不少，而且是常年。”
而事实上，根据我国慈善法的规定，正规的配捐活动，必须是符合慈善法第十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资质的慈善组织来向社会公开募捐，捐款资金也是统一打入慈善组织账户，而非个人账户。
此外，慈善法十五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只能根据章程或者捐赠协议的规定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总结来说，自捐自用的配捐，是违反慈善法的。
但在白血病人圈子中，因为对钱的需求太大，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筹钱人和社会组织却长期存在。在这过程里，像黄南一样有人脉、掌握外部信息的病友成为链接各方的关键。
李林对南风窗回忆，他之前也参与过各类“配捐”活动，都是病友之间相互介绍参加的。病友之间的信任与温存对陷入绝境的人们尤其宝贵。这是黄南等人凭着没有依据的慈善机构名义，就成功筹资的前提。
王静也记忆深刻，今年10月，她带着儿子来河北大查时，儿子又吐又拉。
她在群里问：“谁有布地奈德（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具有抗炎、抗过敏和免疫抑制作用）”，黄南表示她有。王静便去到了黄南的住处。她知道黄南是一个患者，便没进屋，站在门口。
黄南给她倒了六颗药。她要转钱，黄南也不愿意收。
钱似乎要不回来了。
直到与黄南当场对峙，病友们才得知，黄南并非属于任何机构的员工，学历是小学毕业。她还有“上线”——孟祥龙，那个转账账户上出现的名字。
黄南表示，孟祥龙自称是中华慈善总会的人员，自己被他骗了，投了几百万进去。
公开筹款信息显示，来自黑龙江的孟祥龙也是一位白血病患者家属。2020年，孟祥龙1岁半的儿子患神经母细胞瘤，曾通过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过救助儿子的筹款活动。
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病友之间的筹款人。有病友回忆起，他在2022年就已经参加过孟祥龙组织的配捐活动。根据该病友给南风窗提供的回款单显示，当时，孟祥龙代理的基金会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他曾为此发起配捐项目，并成功让病人获得基金会的回款。
“他（孟祥龙）这些年很了解病友的心理和最近几年配捐的细节。”该病友评价道。
除了黄南、孟祥龙一案以外，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近日，陆道培医院周围还出现了两起以配捐为名的诈骗案。
回顾中国大病救助历程，薛飞记得，2014年以前，公益圈尚未出现配捐丑闻。2015年以后，儿慈会等专做大病救助的机构因筹款能力突出，获得了平台的高额配捐，这一赛道越来越被人关注。
在这期间，薛飞说，“在陆道培医院这个环境里，（大病救助领域筹款丑闻）最大的问题在于‘中间商’，以及配捐的钱从哪里来”。
这首先是基于国内能直接有效服务到大病群体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数量不多。覆盖范围也有限，多集中在北京、广东等省份，集中在省会或东南沿海发达城市。这给了“中间商”操作空间。
自然而然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很多医院的大病患者中间，出现了帮病友链接基金会、服务机构的个人或小团队。
“他们（中间商）如果私下收费，这就是套利空间。在专业社会服务机构不足，对大病救助项目监管不严的时候，如果有大额长期配捐活动或流量扶持项目，这些团队的空间就很大。”薛飞说。一些老病友从这些真空地带中发现有利可图，也开始当“中间商”。
除了利润驱使，配捐“骗局”从此流行，还有一个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最近几年，短视频等平台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筹款成为主流。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互联网平台的时代，一些在民政注册服务领域涉及医疗救助的机构或者小团体逐渐发现，通过给平台投流（即花钱买曝光度），可以获取更高的筹款额。
这一较有效的筹款途径，也让一些“中间人”铤而走险，先以“配捐”为由从病友及家属处筹到大额资金，用来在互联网上投流，发布患者信息和筹款文案，获得网友的捐款。接着，再凭借互联网筹到的款项，给病友们回款，让资金链得以延续。
据媒体报道，早期，通过投流，卖惨式的大病筹款视频或网络链接，投资回报比可高达1:1.5-1.6。
原本给予患者希望的互联网筹款背后，衍生出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
相关乱象直到2023年9月得到了大量曝光，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项目四部9958廊坊团队主任柯善孝以配捐为名，涉嫌向患病儿童家长筹集资金，骗取了上千万元。事情被揭发后，柯善孝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从此，以“配捐”为名的资金操作，开始得到监管部门、相关平台的重视。
薛飞告诉南风窗，早期，民间的“配捐”大多是做资金池，通过民间借贷、参与99公益日抢配捐来回款。“后来可能主要是通过广告投流卖惨筹款回款。因为有回款，所以一直没爆雷。”
但最近一年，他观察到，“广告投流，卖惨筹款的回报降低到可能收不回成本，加上年初民政筛查整治投流卖惨筹款的团队，这就把这些人的主要增值回款路径切断了”。而这正是众多柯某孝等民间“配捐”团队，相继于近年爆雷的大背景。
出人意料的是，过去1年多里，面对黄南的配捐项目，王静、李林等人都对此曾经怀疑过是骗局。
王静等多位病友告诉南风窗，他们收到过反诈中心带来的电话。通常情况下，在黄南的指导下，他们也有应对话术，回答“我们没有受到诈骗，是转给朋友的”。或者，“我转钱用来治病的。”
今年8月份，吉祥如意微信群也出现了谨防诈骗的提示。他们又建了“万事如意”微信群做备用。
对风险的来临感到麻木，一步步进入“配捐”的贪婪欲望之中，是王静在过去一年多来的心路历程。她来自湖南，今年45岁，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长期服药十余年。一直以来，抑郁症不定时复发，她只能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再加上亲戚的帮扶，勉强维生。
2022年末，儿子刚出现身体危机时，王静正在江西给客人洗头洗脚，一个月挣5000元左右。
去年2月，儿子在陆道培医院进行骨髓移植以后，出现了并发症。5月25日，他上吐下泻，医生怀疑他出现了肠道排异。看着一天一万元左右的住院费，王静只能到处借钱，网贷的额度也到了最大——实在借不到钱了。
住了约二十天时候，王静花了17万，医保大致能报销3.7万元。
2023年6月，王静无奈做出了给孩子出院的决定。她至今清晰地回忆起，有老乡当时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能（让儿子））出院，肠道排异出院，真是开玩笑。”
“你们是没有走到这一步，人到了这一步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她回答。
某种程度而言，求助无门时，王静的转机正来自于黄南的“配捐”项目。2023年7月，老乡把她拉到黄南群中。看到别人在这里赚了钱，王静也参与了两次“配捐”，成功回款。
参与两次大额转账后，经他人提醒，她也怀疑过项目的真实性。她于是在群里选择观望，发现群里病友都在夸赞她时，王静又放下了疑心。今年1月，缺钱的王静重新加入了黄南的配捐群接龙。接着，这11个月来，她越投越多，靠着配捐还网贷、信用卡、交医药费。
与王静相似，群里的白血病患者大多数都经历过因病返穷。据《公益时报》报道，按照我国现行报销体制，一旦离开县域后，报销比例越低。比如，乡村百姓在县域医院看病，新农合报销70%-80%，市、省两级只有50%-60%。此外，有基金会测算，一次大病花费的交通、住宿等非医疗成本是直接医疗成本的1.5倍，而这一部分却未有任何部门纳入到救助范围之中。
王静在给儿子看病过程中花费了160多万元，她为此卖了县城唯一的一套房子，把亲友的钱借了个遍。她的姐姐把儿子的婚房抵押在银行，贷款了24万元给她。
生病8年，李林花费了70多万元，主要是靠父母、弟弟以及信用卡等贷款来维持治疗的费用。最艰难时候在2021年，骨髓移植手术前，医生让他们家准备60万。最后，是他务农的父亲不停在外借钱交上的。
无助之中，借“配捐”为名的灰色筹钱项目，成为了大病病友以及家属以为自己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万万没想到的是，2024年，“配捐”项目相继爆雷，很多大病患者也开始警惕，“配捐”已经被有心人士滥用，存在诈骗的风险。
只是，没了灰色地带的筹钱项目后，缺钱的大病患者又该怎么办呢？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指出，对于大病患儿，一定要有不同层次的责任。虽然健康的第一责任在家庭，但对于医疗费用，国家对儿童的医疗保障应起到兜底责任。在她看来，大病医疗领域，公益救助永远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不应该成为主体。
薛飞认为，公益机构该回归到最原本的属性，即公益性、慈善性，开展慈善时活动应遁循非特定受益人原则，以确保慈善资源的公平秩序。
“（公益机构）做大病救助的最终目标从来不该是筹了多少钱，或者不计成本、不择手段去救了多少人命，而是在尽可能守住自己与他人尊严和底线的前提下，激活求助者的自主性，并通过公益慈善专业手段来支持服务求助者。”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
比拼筹款能力不该是公益机构的首要任务。薛飞写道：“理想状态下，除了筹钱筹资源之外，这个过程原本大家可以一起相互支持，推动资源、信任及社会认可的正面公共价值的流动。”
（文中王静，杨志华，李林为化名）
首图为电影《我不是药神》剧照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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