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质生产力与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家治理转型
“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和思想的提出，向全社会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告诉大家，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经变了，中国经济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模式与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型的模式，从而获得大规模全球化红利和贸易红利；我们主要依靠大规模人口的人口红利，人口的快速增长带动了需求，带动了整个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增长；我们主要依靠房地产红利的巨大增长，以房地产经济来拉动需求，其背后是中国近四十年的城镇化率的快速增长。今天，中国的GDP已经是欧盟23 国的总和，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达到35%，相当于中国之后十个国家（包括美、日、英、法、德、意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总和。中国的发展阶段发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动能的彻底转换。我们不可能再依靠原来高的劳动力投入、高的资本投入、高的环境代价去谋求经济发展，谋求GDP的规模扩张。“新质生产力”告诉我们，我们的经济增长动能变了，未来要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绿色发展，依靠高素质劳动者，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二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业态发生根本的转变。高端芯片、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高端装备产业、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在迅猛崛起。同时，传统产业正在加速改造，通过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来装备传统产业，从而促使传统产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实际上没有根本的差别，一旦经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一旦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一些传统产业也能成为高利润、高增长的产业。
三是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将发生深刻的转变。这是社会学与政治学意义上的转变，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转变。整个社会的治理模式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新质生产力下的技术创新将倒逼体制创新，倒逼整个国家的治理变革。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构建一个新的富于弹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目标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弹性体制”，即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的体制，它能够对世界发生的不确定性和变局给予灵活的、精准的、适时的回应。这个“弹性体制”将最大限度激发经济的活力、适应力、变革力和创造力。第一，充分激发所有经营主体的活力，不光是要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国有经济也要激发活力，每个人的活力都要激发出来。第二，激发地方活力，要把地方政府的活力激发出来，要把中国每个区域的活力激发出来。第三，激发要素活力，把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活力激发出来，使这些要素达到最优化、最有效率的配置，使一切要素的内在潜力充分涌流。
（二）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系统性体制创新
具体来说，要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激发所有经营主体、地方和要素的经济活力，就要大力推进以下七个方面的体制创新：
第一，改革科技创新体制。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以培育新质生产力。首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交易制度、共享制度、传播制度，每项科学技术发明出来之后都需要被保护，需要被传播，需要被交易。知识产权交易所要进一步完善其交易制度，专利要充分为民所用、为企业所用。今天中国已经是专利大国，但是我们的专利的落地、专利的交易和传播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从国家层面来讲，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基于市场机制、适应全球化的新型举国体制，制定好科技进步的国家战略，做好科技进步的顶层设计，将市场机制和政府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双轮驱动，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推动像芯片这样的重大攻关技术的突破与创新。从企业内部讲，每个企业都要建立一种能够激励人才、鼓励创新的机制。我们还要建立大学、企业和政府的“创新共同体”，大学在搞好基础研究的同时，应该跟企业学习，与企业协作，为企业服务，面向市场开发先进技术。现在的大学的科技创新，比起企业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了，很多的前沿技术创新发生在企业，而不是发生在大学，这一点大学要清楚，要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改变这一状况。
第二，推动教育体制的创新。中国要成为未来科技创新的高地，要引领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关键是教育。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没有科技创新，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新质生产力。未来的创新社会，要创建包容、能够成就人才的宽松环境。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包括人文学科，都要给它宽松的环境。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今天的科学研究环境，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要给予大学最大的发展空间、创新空间和学术争鸣空间，要跟美国比制度，首先要比大学制度是不是比美国优越，是不是比美国的大学更能激发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创造力。要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既要重视大学、研究院这些机构的尖端的研究，也要建立一大批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大学，加强技术的应用和落地。我们还要培育具有创新理念的科技型企业家，要鼓励优秀企业家跟地方共建技术型院校，共建一个学校、一个学院或一个专业。企业与地方共建技术型、应用型院校和专业，是中国未来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向，国家和地方政府要拿出切实的激励措施，鼓励这种共建模式。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是将来的大方向。
第三，要深化要素配置体制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各种要素都要提升其配置效率，提升效率有两个途径，一是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二是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前者依靠体制创新，后者依靠科技创新。要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要打破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比任何单个要素的配置都要重要，美国的崛起和工业化与美国19世纪60年代南北统一有很大关系，因为它建立了统一市场。我们也要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使各种要素都能够在统一大市场中进行充分自由的流动，进行最优的配置。
第四，要改革投融资体制。从投资方面，中国要利用“市场+政府”的力量，加大科技型企业的投资。央企的投资引领作用极大，要呼吁央企做新型制造业投资的领头羊，一个央企能带动很多的民企。我们还要着重完善中国的科创金融体系。美国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大力发展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了美国科技的爆发式增长。中国的科创金融，大部分是依赖于银行的，而银行对风险的承担度相对比较低，要进一步培育风投、培育私募。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运用先进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这为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各地的国家级产业园区要为科创型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便利，将来各个产业园区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金融竞争，而不是提供土地和各种税收优惠的竞争。科技金融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在资本市场文化方面进行深刻转型，要从投机性的资本市场文化转变成一个崇尚创新的资本市场文化，要选那些努力创新的好企业，崇尚创新，而不是鼓励一些投机企业到市场上圈钱，要把圈钱文化变为创新文化，要使金融体系成为知识创新活动的发现者和支持者，促进金融体系的文化实现根本转变。
第五，深化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体制改革。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容量和巨大市场需求，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为中国的科技进步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中国未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国家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取决于我们能否很好地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能否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能否很好地解决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要素的充分流动、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壮大，不可能与一个城乡割裂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从积极意义上来讲，中国解决好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问题，可以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我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强大助力。我们现在城镇化率只有66%，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7%，提高30%的户籍城镇化率意味着还要释放几亿人的消费，这些新市民成为城镇居民之后，要加大对于消费品的投入。因此，我们要推动新型城镇化，推动共同富裕，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农村蕴藏的巨大力量发挥出来。不要以为共同富裕问题只是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共同富裕是一个关系未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战略，是带有根本性的国家战略。
第六，推动地方治理体制创新。中国未来二、三十年是地方政府转型的关键时刻，今天政府的服务理念跟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地方政府致力于营商环境建设的动力也大大增强了。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地方治理体制创新的一个适当的切入点，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它能够带动地方政府行政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一直在强调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每个地方政府的行政效能、每个地方的人文环境、法治环境都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环境不是为某个人建立的，也不是为某个企业建立的，它是一个完全公平的、普惠的、每个人和每个企业都能从中获益的营商环境。什么是优秀的营商环境？优秀的营商环境就是：一个企业家在这个地方做了几十年生意，享受着便利高效的政府服务，但是却没见过任何政府官员，这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建立公众与政府的“正反馈机制”，公众有任何合理呼求，政府都能及时加以吸纳，及时加以创新，从而带动地方治理模式的变革，推动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七，要促进区域协调体制的创新。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高科技带动的生产力质态，其最大的特点是产业积聚，因此加快建设和完善产业链与产业生态，这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为此，我们要加强区域一体化建设，使产业积聚更加快速，使一个地区的产业链更加完善，产业生态更加健康有活力。我们尤其要重视西部的发展，要着力加强西部战略腹地的建设，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广阔的空间。未来中国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趋势，即随着东部的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达到了饱和，产业会逐渐地向中西部进行梯度转移，同时西部的传统产业也在东部先进技术的装备下加速进行转型升级，这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工业布局调整的重大历史机遇。2024年4月22-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高西部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并鼓励重庆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4月23日，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东中西部科技创新合作，建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新东中西部开放平台对接机制，深化与东中部、东北地区务实合作。这些提法，为未来的区域协作体制创新和西部战略腹地建设指出了重要的方向。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加强中国的经济腹地建设，这个腹地就是中国的内地，包括中部、西南、西北等。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与生产力布局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中国广阔的战略腹地的后发优势正在显示出来，这对于未来中国在大国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极为关键。“东数西算”正在为中国算力的迅猛提升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有力支撑，2024年4月28日，中国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建立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智算中心，充分发挥云网互联优势、算网大脑全域智能调度能力，快速赋能交通、医疗、教育、能源、金融等行业大模型训练，填补了我国人工智能广泛应用所需算力的巨大缺口，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提供坚实基座与强劲引擎，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壮大。这一成功案例表明，西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腹地，其发展不仅可以带来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的新格局，而且能够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