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
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以进促稳”“改善社会预期”等经济政策逻辑的表述，彰显了2024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政策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市场期待着，能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建设。
2023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来之不易。回顾 2023 年的各项经济政策，绝大部分都是围绕三年疫情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各种问题而进行的调 整，特别是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风 险进行了持续化解。这种地方债务的形成，始于为了应对2008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金融海啸，我们不得不通过扩大政府投资遏制经济下滑的趋势。这种大规模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和中国房地产野蛮生长的周期产生共振，带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风险。为化解这种结构性债务危机，政府持之以恒地推进财政和金融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也扭转了普通百姓“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
过去这几年，各级政府支出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贯穿2023年，中国各级财政体系都在多方位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就是各级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比起疫情时期在“逆周期萎缩”。另一方面，财政和金融体系落实中央的“一揽子化债方案”，缓解了市场对城投债务风险的担忧情绪。到了四季度，债券市场上因为疫情而被机构投资者“主动回避”的个别省份的城投债，变得“一债难求”，就是这种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工作成效。
虽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2023年的财政克制和结构性努力，必然为2024年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和放大效应，扩宽了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发力空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2024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首要重点，需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主动作为、积极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让“中国制造”积极融入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的新格局。环顾全球，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惜多次打破自身政府债务上限，非市场化地强制高科技企业迁回本土，就是试图通过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谋求“再工业化”，以期在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上获得国际竞争优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综合起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这是一种直面国际竞争的勇气和信心。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各界已经形成“实业立国、高端装备制造立国、传统产业升级、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等共识，2024年的国家重大战略投资也将更有财力保证。各级政府也将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逐渐转向利用各自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各具特色的重点产业链，谋求高质量发展。
中国地大物博，中央和地方的协同发展，需要财政体系的协调和共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动力。这种协同发展，体现在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需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换言之，未来国家间的新兴产业竞争，比拼的不仅是哪个国家的财力更强、技术积累更深厚，还有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即哪个国家更有能力把新技术和新赛道转化为有效投资，形成更有活力的科创型企业，形成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