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三次坐殡仪车了。一同押车的还有家族里的几位叔父、兄弟。开车的司机依然是殡仪馆的小国师傅，路也依然是通往火化场的那条已经熟悉了的路。不同的是，火化车后面的棺木里，躺着的是我的另一位亲人了。　　伯母的离开，是在伯父一周年祭日后没多久。一年前，当我赶回老家，哭拜在一身寿衣的伯父面前，伯母还一边拉我起身，一边劝慰我。如今，当我再次跪拜灵床，来拉我的只有堂兄堂姐了。伯母则静静地躺在灵床上，再也不会拉我起身。　　母亲站在灵床前，没有多说话，只是总结似的“批评”了伯母一句：“好一个穷骨头。”话音未落，母亲就哽咽了。　　最了解伯母的，还是母亲这辈儿人。　　伯母这一辈子，是够穷苦的了。伯母娘家是我们邻村。出阁前，伯母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六七个弟弟妹妹。所以从当姑娘那会儿，伯母就是半个当娘的，在家帮母亲照顾弟弟妹妹们，在外则顶一个“男劳力”，帮着父亲养家度日。伯母的身材在我们村儿的婆娘里，是那种少有的魁梧。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常年的摸爬和生活的捶打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伯母生来就是“干活儿的”吧。总之，自打伯父年轻时大病一场后，不管家里田里，里里外外的农活儿便都是伯母一人包圆了。按着亲人们的说法，识文断字的伯父是“连根草儿也不拿的”，每天的主要任务便是喝茶。已经成家的二堂兄有次实在看不过去了，当着伯母的面说了伯父一句：“俺爹怎么这么懒！”堂兄自然是在心疼伯母，没承想却遭到“毫不领情”的伯母一顿数落：“我都没嫌你爹懒，你们嫌？！你爹懒，那你弟兄两个的房子谁给你们盖的？！你们两个的媳妇儿谁给你们娶回来的？！”自此对于伯父的行为，堂兄不敢再有半点非议。　　两个堂兄和一个堂姐都是孝顺孩子，给伯父伯母物质上的供应都很充足。不过但凡有口好吃的，伯母一定是紧着给伯父吃。别人劝也没用。伯父过世后，亲人们觉得伯母可以享几年清福了。可是不久后伯母便查出了“毛病”，而且偏偏是没法吃东西的毛病。所有食物，无论软硬都只能用料理机打碎成流质状，用勺子往嘴里送。没有了牙齿的咀嚼，再香的东西也味同嚼蜡了。及至后来，伯母想喝碗小米粥甚至都变得异常困难。天道深微，不知道老天爷是如何权衡的。苦了一辈子的人，老来享几年清福真的不可以吗？　　这其中的许多情节，我其实是刚知晓的。守夜的晚上，亲人们围坐在灵床前，静静地谈论着灵床主人的一生。间或地一声声叹息仿佛先生对学生习作的圈点。作为晚辈，我没有评头论足的资格，因此多是默默地听着，眼睛盯着长明灯映照下墙上的幢幢人影。火苗一扰动，影子就跟着乱了。　　听母亲说，两口子离世的间隔不超过三年，就算是“一起走的”。母亲说的“一起”，应该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吧。前面还听堂哥堂姐说起，伯父过世后，伯母便经常独自喝茶。茶碗儿备两个，一个自己喝，一个斟满放在旁边——显然是给伯父的了。从这个角度看，伯母的离开，于我们晚辈，虽然万般不舍，但在伯母自己心中，不一定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如愿以偿。　　自从经历了几位至亲的离去，我才慢慢体会到，原来面对亲人的遗体，自己是不会害怕的，心里有的，只是那种大恸之后木木的悲伤。看着灵床上额头盖着手帕的伯母，恍惚间觉得伯母只是睡着了。　　按着主事的安排，押车去火化的人最好是年长些的——或许是跟村里的风俗有关吧。管不了那么多，一种莫名的情绪催促着我也毅然上了车。那种情绪我至今说不清楚，仿佛是想送亲人最后一程，又仿佛是，郑重送长辈进入轮回，是我这个晚辈义不容辞的责任。没人要求我这样做，但“没人要求”的这个要求在我心里却是——隐隐约约地——最为要紧的要求。　　这里我无意过度渲染悲伤，但每次看着从火化炉里缓缓退出的骨灰，那种余烬未熄的暗红，那种触手可及其实已遥不可及的苍茫，无声又掷地有声地告诉了我该怎样去生活。（作者：仲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