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元王元年(前475)到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为战国时期。因为当时秦、齐、燕、楚、韩、赵、魏7个诸侯大国称雄争霸，连年征战，故称为战国。

　　战国时期，晋公室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从衰败走向最后灭亡，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不断增长并初步确立。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基础。晋烈公十三年(前403)迫于形势，周威烈王正式册立三家为诸侯，晋国一分为三。三国中赵国的疆域最大，先后以太原和河北的邯郸为中心，扩张疆域。朔州初为戎狄建立的楼烦国和代国所占据，不久赵国兼并了代国，之后赵国又打败楼烦据有其地，与匈奴为界，建立了雁门郡和代郡。战国七雄——秦、齐、燕、楚、韩、赵、魏，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展开了空前剧烈的兼并战争，最后实力强劲的秦国兼并其他六国，统一了全国。

　　一、赵襄子灭代

　　进入战国以后，晋国出现了韩、赵、魏、智(知)、中行、范氏六卿族势力，六卿经过与晋公室连绵不断的斗争，终于造成了“六卿强，公室卑”的局面。其中，赵氏的势力发展十分迅速，而赵氏真正崛起是从赵鞅(简子)开始的。

　　赵简子能力过人。在他执政期间，首先采取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措施，赢得了晋人的广泛支持，从而在与范氏、中行氏的斗争中，战胜了对手，扩大了赵氏的疆域，为三家分晋、赵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次，在选择继承人上，他打破了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实行了立贤不立长的政策，没有把卿位传给长子伯鲁，而是让有谋略的庶子赵毋恤继位。《史记·赵世家》载：赵简子病逝之前，曾为让哪个儿子继承自己的卿位而颇费踟蹰。其长子伯鲁人很老实，但才能不佳，其他儿子中只有赵毋恤聪颖过人，智勇双全，但其母是一个偏室狄女，在赵简子诸妾中地位最低。赵简子曾与诸子做过一个游戏考察他们。他对诸子说，我在常山(北岳恒山)之上藏有一块宝符，你们都去寻找，得宝者重赏。诸子皆空手而还。赵毋恤亦无所获，但他却说已找到宝符，这个宝符就是从常山之上，居高临下可以取得代国。赵简子遂重赏毋恤，不久确立赵毋恤继承其位。再次，赵简子十分重视赵国的北部，命人治理晋阳，并把女儿远嫁代王，为后来赵国开拓北部疆土做了充分的准备。据山西考古研究所对山西浑源李峪村东周墓出土的大量代国的铜器分析，绝大多数铜器都是典型的晋式青铜器，说明早在春秋晚期晋国与代国已长期往来。而赵简子把女儿嫁给代王，则进一步加强了晋国与戎狄的友好关系。

　　晋出公十七年(前458)，一代雄才赵简子病逝。赵毋恤继位，称赵襄子。刚刚即位的赵襄子还没脱去孝服就迫不及待地北登夏屋山(在今山西山阴县境内)。不久，赵襄子宴请代王，在代王毫无戒备地酣畅饮酒之际，襄子命厨师用食器铜斗击杀了代王及随从，接着兴兵灭代。其后赵襄子把占领的代地封给其兄伯鲁之子，称代成君。代国本与赵国是姻亲，《史记·赵世家》载，代王被杀后，代王的妻子即赵简子之女，也就是赵襄子的姐姐，“泣而呼天，摩笄自杀。代人怜之，所死地名之为摩笄之山”。赵襄子为了扩大地盘，迫不及待地杀死了其姐夫，可见斗争的残酷。

　　赵襄子灭代，使赵国的疆土扩展到雁门关以北的代地。据考证，代国以河北蔚县的代王城为中心，势力包括今朔州怀仁县和应县的一部分。这样，赵国形成了对中山国南北夹攻之势，也为赵国进一步征服楼烦开拓朔州西部疆土奠定了基础。

　　二、楼烦人的活动

　　“楼烦”一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伊尹献令》，这是商王汤命右相伊尹拟定并向四方少数民族颁布实施的朝贡诏书，其主要内容是命令四方少数民族定期向商王朝贡并携带一定的贡品，令曰：“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罽、白玉、野马、騊騇、駃騠、良弓为献。”孔晁《注》曰：“十三者北狄之别名也。”《汉书·地理志》记载雁门郡仍辖有楼烦县，应劭注曰“故楼烦胡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楼烦目下记载：“古楼烦国及汉所置楼烦县，俱在今雁门关北。”从记载和考证上看，远自商代，楼烦族就活跃在北方地区。清代康田基《晋乘搜略》记载“周王绘图有楼烦国”，可见，西周时楼烦仍游牧在北方，且建立国家。《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春秋时“秦、晋为强国……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楼烦族的中心活动区域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南，黄河以东，雁门关以北，东与赵国的代地接壤，朔州为其核心地区。《史记·赵世家》记载：“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此时为楼烦最强盛的时期。但不久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从此强盛彪悍的楼烦被赵国征服，余部流落到黄河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赵武灵王在楼烦故地设置了楼烦县，作为楼烦人居住地。据上世纪考古调查，确定楼烦县治所在今朔州市朔城区梵王寺。史书中对楼烦记载不多，这与游牧民族到处迁徙，与中原国家联系甚少有关，也与游牧民族没有文字、没有记载有关。此后，匈奴在北方地区强盛起来，秦末南下占领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灭掉了楼烦残部白羊王，从此楼烦国不复存在，仅仅作为地名流传。 楼烦国地处晋北塞外，靠近中原，其经济生活介于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过渡性十分明显。从商代开始畜牧业就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商王要求楼烦贡献的方物中有骆驼、名马、白玉、良弓，这些贡品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产品。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魏绛和戎时，谈到“戎狄荐居”，描述了楼烦人以穹庐为居，以五畜为基本生活资料，四季循环利用草场放牧，以家畜毛皮、肉、奶为主要生活来源。怀仁县战国墓中出土了很多牛、羊等动物头骨、肢骨也表明战国时期楼烦的畜牧业很发达。又由于楼烦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深受中原华夏农耕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发生了激烈的争霸和兼并战争，华夏人为避战乱向四周逃亡，必然造成农耕工具、生产技术(铁器、牛耕技术)不断向外传播，楼烦人于是学会中原农业耕作生产方式，逐渐发展起农业。1986年至1987年发掘的平鲁区井坪镇南梁战国墓被考古学界确定为楼烦墓，曾出土了双耳陶罐，内盛粮食，说明战国时期楼烦人已从事农业生产。井坪南梁墓中出土的陶罐、铜制带钩、环首铜削、铜璜和怀仁县战国墓出土的豆陶盖、铜制带钩等器物，则充分说明战国时期楼烦的制陶、冶金和金属加工业已相当发达。

　　楼烦人长期生活在北方地区。到春秋战国时期，楼烦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风尚。其服饰最具民族特色，与中原华夏族截然不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胡服”就是学习楼烦、林胡、东胡的服饰。春秋战国时，这种被宽衣博带的中原人称为“胡服”的服饰由短衣、窄裤、革带和长靿靴等组成，其特征是衣长仅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而此时中原人则上衣下裳，裳也称绔，类似于今天的裙子。胡服与中原华夏人上衣下裳的服饰格局有鲜明的差别，赵武灵王很有远见，看到了胡服窄裤的长处，遂对华夏族服装进行改革，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饰飞跃。

　　楼烦作为朔州古国虽然消失了，但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公元前325年，他登上赵国王位，为战国时赵国的第六代君主。当时七雄纷争，战争异常激烈，赵国东、西、南三面分别受到实力强大的齐国、秦国和魏国的严重威胁，北边还受到林胡、楼烦、东胡、中山等戎狄游牧部落民族骚扰。面对严峻的形势，赵武灵王决心通过改革，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开拓赵国的疆域，实现富国强兵。今朔州地区正是这场改革的主要实践基地之一。

　　赵襄子灭代后，赵国在晋北占有代地，其余地区是戎狄游牧部落活动的区域，赵国的东北部是东胡，西北和北部是林胡、楼烦。这三支戎狄游牧部族实力雄厚，统称“三胡”，他们对赵国的侵扰，不同于秦、齐、魏等诸侯国那样两军对阵而战，而是利用机敏灵活的轻骑兵纵横驰骋，奔袭于崎岖山林或莽莽草原，往往出奇制胜。每当赵与秦、齐、魏、中山等国发生战争，“三胡”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趁火打劫，从背后袭来，使赵国穷于应付。东胡轻骑从无穷之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外)而进，骚扰赵国的代地;林胡、楼烦则利用地理上与赵国边境交错的条件，出没于赵国的西北和北部山区(包括今忻州地区和代地)，奔袭掳掠，如入无人之境。虽然赵国当时拥有强大的车兵、步卒，但以此对付“三胡”的轻骑兵，却显得被动乏力。对此赵武灵王曾忧心忡忡地叹道：“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因此对赵国来说，“赵不创胡，胡必弱赵。赵之忧患在是，赵之所以强盛亦在是”。能否彻底消除来自胡骑的侵扰，直接关系赵国的兴亡。游牧于朔州的林胡、楼烦部族既给赵国带来了压力，同样也给赵国带来了振兴发展的机遇。赵武灵王正是看到了这些游牧部族的优势，才发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军事战术与服饰的重大变革——“胡服骑射”。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从在位的第十九年(前307)开始实施“胡服骑射”改革。这次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学习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法，组建骑兵，并相应改革骑兵的服装，以利骑马作战。

　　在中原地区，骑兵出现于春秋战国之交，此前的战争，马主要用于驾挽战车而非骑乘。《左传·正义》记载：“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孙膑兵法》上说用骑兵有十大好处，“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此名离合之兵也”。因而战国时代，各国都有数千骑至上万骑的独立骑兵部队，只是相对于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带甲”步兵而言，仍然处于辅助地位，因而赵国的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把中国古代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赵国正是通过改革，不断扩建、训练、收编骑兵。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攻战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之后，把原阳改为骑邑，专门用来训练骑兵，骑兵很快成为赵国的主力军。赵国正是以骑兵为主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才接连破“三胡”，灭中山，一跃成为威震诸侯的一流强国。

　　赵武灵王之前，中原华夏服饰为宽衣博带，长袍大袖，胡服则以短衣、长裤，衣袖紧窄为特点。相比之下，胡服显然具有轻便敏捷，便于骑战的优势，故赵武灵王决意革除传统衣着习俗而改易胡服。事实上，胡服不但便于骑射，利于骑战，也便于日常生活生产。但变革却遇到了很大阻力，赵国上层贵族长期受中原礼教儒学的影响,认为变法是对祖宗之大不敬,是“离经叛道”。赵国贵族公子成、大臣赵文、赵造等就对变革持反对态度，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且“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背叛了国人。赵武灵王驳斥教育他们“治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总之，赵武灵王身体力行，带头穿胡服，并经过耐心教育，终于说服了守旧派，使“胡服”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从而引起了中原服饰的第一次巨变。

　　“胡服”与“骑射”是相辅相成的，骑射是目的，胡服为手段。古代史学家评价说，“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赵国建立了一支适应山区高原作战的机动灵活的骑兵，使其军事力量大增。经过五六年的艰苦作战，彻底消灭了中山国，解除了赵国心腹之患。《史记·赵世家》载：“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方圆500里的中山国终于变成赵国领土，连接赵国南北的道路自此畅通无阻。其间，赵国还大破林胡、楼烦。《史记·匈奴列传》载：赵国“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不但“四十余年秦不能得其所欲”，而且迫使匈奴远遁漠北，不敢寇赵边。活动于今朔州境内的楼烦、林胡，或逃到漠北与匈奴融合，或留在当地与华夏融合。而云中、雁门、代郡的设置，不仅加强了赵国北边的力量，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晋北的开发。雁门郡郡治在今右玉县，辖区南及今宁武，北到内蒙古丰镇一带，今朔州大部分属于雁门郡。代郡治所在河北蔚县代王城，今朔州东部一部分属于代郡。赵武灵王从强化封建集权统治出发，不失时机地把新开辟的北方广大游牧和半游牧区，按照中原体制设置三郡，还修筑了规模宏伟的赵长城，扩大和保护了中原农耕区。

　　“胡服骑射”不仅使赵国依靠强大的骑兵称雄战国，同时开创了中原华夏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戎狄民族游牧文化融合的新篇章，表明戎狄民族的服饰文化和军事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凸现了民族融合的双向性，从而引发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和军事文化的历史性变革。

（来源：朔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