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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地缘政治的演进，全球经济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和竞争态势已成为现实和新常态。在中美博弈进入白热化之当下，美国近年来已在科技和芯片、生物制药、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各前沿领域，对我国实施了全面围堵和采取大幅提高进口关税等一系列打压措施。世间普遍认为，不久将入主白宫的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其对华的打压和遏制力度将有增无减，我国政府和相关领域的企业自然应未雨绸缪，提早做好必要和更多的应对预案，谨防不测。
据公开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24年12月11日，共有1500多家中国实体被列入美国的制裁清单，其中964余家中国实体或个人被美国商务部BIS（工业与安全局）列入“实体清单”，涵盖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143家中国实体被列入“未经验证清单”；735家中国实体或个人被美国财政部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清单），125家实体公司被列入“非SDN-中国军事综合体企业”(NS-CMIC) 清单，主要涵盖航天航空、核工业、卫星、电子科技等；103家实体被美国国防部列入军事企业（CMCC）制裁清单，主要涵盖航天航空、重工、芯片半导体、无人设施等领域；107家中国实体被美国国土安全部BCP（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列入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清单，其中包括24家新疆当地企业。
与此同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自2021年起，假借保护人权等幌子，出台并实施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将7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了被制裁的实体清单，涉及行业包括光伏及多晶硅生产、纺织和服装业、电子和工业制造、金属与采矿等；2024年11月间，这一清单上再次新增了20多家中国企业，致使100多家中国企业因被怀疑与新疆地区的所谓“强迫劳动问题”相关而遭到制裁。严重影响了我国相关企业的正常出口业务，扰乱了市场和企业的经营活动。
面对美国的肆无忌惮，我国政府在积极展开外交斡旋和严正交涉外，当然也不示弱，适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反制措施，包括禁止个别关键原材料出口，对部分侵犯我国核心利益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然而，面对遭受制裁的现实，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和采取什么样的自救措施呢？据了解，大部分中国企业在遭受制裁或收到相关警告后，除了个别企业曾耗巨资聘用美国律师团队试图为其作自卫辩护外，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都倍感无助，有的去找政府诉苦，有的去找律师寻求帮助，更多的则是在静坐干等或接受现实。
有专家学者说，这是企业缺乏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理解，这样的说法既偏颇，也很不负责任。因为，企业关心时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固然是应该的，但企业并非学术机构，不可能和不应该在自己公司内长期聘用国际问题和法律专家，而就贸易对象国和投资目标国的国别研究和市场知识和信息等，也大都是在实际项目操作和营商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欧美发达国家从事跨境业务的企业，其情况也基本类似。当然，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展和公司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及企业内部的法务及合规部门乃至经济学家等人才的不断充实，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善，但无论如何，仅凭企业自身的力量要去应对遭受制裁的局面，还是不现实的。
必须要看到和承认的是，我国真正进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拐点是从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开始的，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凭借欧美各国市场对我们的全面开放，我国政府积极的改开和招商引资策略，加上企业家精神在全国上下的充分释放，以及全民的吃苦耐劳，我国的GDP已跃居全球第二，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各门类产业链齐全，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成就。但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当今世界霸主的美国对我国产生忌惮，并认定我国是其头号竞争对手乃至敌人，实施与我国的“脱钩、断链”等各种措施，以此打压和拖慢我国的发展步伐。对此，我们当然反对，但实则也不该感到意外。
在国家层面，我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或对等制裁来表达我们的不满和对抗，这当属合理，但关键问题是遭受制裁的企业该怎么办？尤其是，当企业认为其自身乃完全清白无辜、与被指控事项全无关系，乃纯属被无理殃及时，仍要坐以待毙，不该积极主动去维权和自证清白吗？然而，问题是，这个权该怎么去维呢？对此，企业内部的法务及合规部门人员基本束手无策，去找国内律所寻求对策也未必见效，因其大都既无经验也无人脉来提供有效的建议和解决方案，而美国各大律所则又收到了其本国政府相关部门发出的警告，责令其必须“站稳立场”，故一般都对此类客户询问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
那么，选择走“游说”之路可行吗？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在美国，游说的定义是相当宽泛的。简单直观地来说，游说乃光明正大地存在于美国政坛“暗处”，是利益集团与政客们绑定、交换利益诉求的一种交易形态；但与此同时，游说同样也是公民争取权利、影响政策的合法正当途径，美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人民有请愿的权利，赋予了游说活动的合法性。美国早在1946年就已出台的《联邦游说管理法》至今仍在沿用，尽管之后也颁布了一些修补法案（如2007年出台的《诚实领袖及公开政府法》），试图为游说活动划定界限，但始终也没有给出有力的监管和惩罚措施。
众所周知的是，美国的游说行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历年来在该国全年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相当之高，这也从侧面反证了游说行业在美国的“兴旺”和经久不衰事实。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游说作为一个超级庞大行业的统称，其所涉的相关领域、专业知识、人脉组合也非常庞杂，包括政府架构、司法和决策、行政执法、商业调查和刑侦、信息和情治、诉讼和司法辩护、国际政治、外交事务、公共关系、媒体和舆论，等等，可谓是包罗万象。可见，从事游说行业之人个个都非等闲之辈，也绝非某家专业机构能独立完成的工作。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游说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试图去影响和推动政府的决策或改变其决策。那么，从事游说行业的人员组合及其所依赖的工作对象与合作伙伴，首先必须对上述所提及的个个领域不仅要熟知，更要有丰富和深厚的人脉资源作为基础。此外，必要的商业调查功能也是游说准备工作中所不可或缺的。也正因为如此，除了从“旋转门”中转出来的前政府要员外，游说行业中更有大量从国土安全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要害部门退役和退休的高官参与其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游说与贿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尤其对于已遭受美国制裁并试图尝试借助“游说”为其解困的中国企业来说，切不可把“游说”简单地理解为就是“用钱去把事情摆平”这么简单，这是对游说的极大误解，是完全错误的认知，是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体制及其运作规范的无知。对于日夜奋战在生产、经贸和投资第一线的我国企业，不管是否已遭受包括美国在内的他国政府的制裁，应该首先认清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和现实，适时地对各种潜在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和进行必要的研判，以便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总之，合理并巧妙地借助美国的商业调查机构和游说功能为我所用，在企业规避和摆脱制裁的努力中应该是可为之选。因每家涉事企业的个案情况不同，且具体操作方案和流程均需由相关各方互签保密协议，故操作细节根本不会也不可公开。面对日益严峻的市场和外部环境，除了有些已将生产组装基地外移至东南亚或南美外，绝大部分我国企业仍须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采取必要的应变和应对措施，与可靠的机构展开对话，寻求解决方案为善。笔者撰此短文，皆因本人在过往三十年从事大量跨境咨询业务中积累了一些相关知识和实战经验并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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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南森，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中心主任、中心高级研究员。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组成员、阿联酋“阿布扎比战略对话”常任嘉宾，国际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全球联盟”亚太区特命专家，英文《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常任时政评论员，《俄罗斯电视1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特约时政评论员，英国《中东之眼》媒体特约时政专栏作家。作为跨境投资和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的业内专家，王南森现任跨国投资咨询机构“环球华置”集团主席兼总裁，担任两家美国纳兹达克上市公司“沿控科技”和“东方文化”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席。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曾在国内某军队院校任教三年，1986年移居香港并进入商界，拥有30多年的跨国投资和企业运营管理经验，1993年曾组建国际财团收购有近200年历史的英国老牌咨询公司“威格斯”集团并同期出任该机构副主席兼全球总裁，在房地产项目投资、企业及项目融资、收购与兼并等领域的业绩遍布亚洲、北美和欧洲，由他亲自主持的大型和复杂交易多达一百多宗，是备受尊敬的业界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