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再提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

　　据南都记者了解，“人工智能+”并非新提法。今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点题，可见将延续和深化此前的政策方向。

　　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多位专家向南都记者解析，后者更注重智能化的应用场景和技术赋能。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意味着顶层设计将进一步引导技术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更强调技术赋能 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于各个场景和生产流程中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告诉南都记者，“这是对之前政策方向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陈端认为，“接下来的政策力度将会更强，而且影响更深远。”

　　刘典对南都记者表示，“人工智能+”的理念旨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以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并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相比“互联网+”，“人工智能+”不仅继承了信息连接特性，更加强调智能化的应用场景和技术赋能。

　　他举例，比如在智能制造领域，利用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生产线；智能交通领域通过自动驾驶改善城市交通状况；智慧城市借助物联网设备进行精细化管理；数字健康利用AI辅助诊断工具帮助医生做出更快更准确的判断；教育科技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满足学生个体化需求等。“这些都将为未来产业带来巨大的变革潜力。”

　　陈端进一步向南都记者分析，“互联网+”注重利用互联网平台的流量赋能，带动线上线下资源的整合，由此衍生出新业态、新模式——其本质是以流量驱动的模式创新作为代表。“人工智能+”则意味着，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于各个场景和生产流程中，与原有的场景逻辑和业务逻辑深度融合，进而带来全要素的提质增效。

　　“‘人工智能+’是技术驱动的创新而非简单模式驱动，而且它本身从历史阶段看，也是在‘互联网+’广泛赋能的发展底盘之上，因而对各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力度更大，有望形成新一轮的发展动能。”陈端说。

　　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副院长陈兵则关注到二者的不同风险点。他告诉南都记者，“互联网+”侧重信息流通和商业模式的改变，风险点集中在信息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行业监管等领域，而“人工智能+”引发了数据垄断、算法公平和市场竞争等更加复杂的问题。

　　对此，陈兵建议完善数据共享、技术标准和市场监管相关法治体系，确保新兴技术应用的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

　　布局未来产业 哪些赛道将迎来发展机遇 将催生新一轮智能产业和智能商业经济融合创新生态

　　在陈兵看来，“人工智能+”首先将赋能智能制造，但需关注其关键技术的数据治理、技术标准及市场准入的规则制定等；其次，人工智能在财税金融领域的推广应用，若能配套以完善的市场规则和监管措施也将前景可期；再次，未来智慧城市建设，若能够有效规范数据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管理，同样发展潜力巨大。

　　南都记者关注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开展“人工智能+”行动的同时，也明确培育未来产业。

　　何为未来产业？12月1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在“《财经》年会2025：预测与战略暨2024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提到了未来产业的四个特征，包括深度植根于前沿科技的发展与突破；展现出重塑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潜力；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持续高强度的投入；在创新生态和学科融合发展中产生。

　　根据今年1月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未来产业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是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

　　上述实施意见要求，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产业发展。

　　如何布局未来产业？哪些赛道将率先迎来发展机遇？陈端告诉南都记者，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与海量数据优势、完备的工业制造产业链。基于这些比较优势，再加上政策的扶持，可以在战略层面强势引导资源配置，加快新兴赛道的形成。

　　陈端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领域的深入渗透，将催生新一轮智能产业和智能商业经济融合创新生态。比如低空经济作为一个促发点与空天信息技术结合，不仅带动一个万亿级赛道的发育，对我国物流业和制造业的产业链整合也会起到积极作用，实现产业间的相互赋能。

　　此外她提到，基于人口老龄化和银发经济快速崛起的背景，以人工智能技术带动现有的智慧医疗和大健康产业创新也有很大想象空间——包括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优化开发、医疗影像病例数据挖掘等，推动新型医疗服务、新药研发和治疗方案升级。

　　建议适度超前布局未来产业 但不宜操之过急 太过原始性、前沿性、颠覆性，可能不符合现实发展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陈端主张对未来产业的布局，“既要体现前瞻性、引领性，但又不能太过超前。”

　　在她看来，基于长期发展形成的路径依赖，我国产业层面的创新主体更擅长在应用场景端的开发拓展和商业转化，要充分考虑相关产业在中国的现实发展空间和当下需求，并注重与既有的积累优势结合——否则容易因为根基不稳、培育成本高、商业前景不明朗和预期收益不佳，而陷入发展困境。

　　比如脑机接口、基因编辑领域，陈端认为当前国内的原始创新能力还不足以驾驭技术的商业化开发，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而且还涉及伦理安全风险，政策不确定性强，并非当下最值得投入的领域。

　　“一些太过超前的原始创新，其研发过程本身就很‘烧钱’。”陈端提到，中美金融体系对高科技创新风险的消化、转移和对冲能力有差异。中国自身在当下还有一些沉积已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亟待化解，创新支撑体系仍待完善，并且容易形成围绕热点各地一哄而上无序布局的局面。

　　“适度超前但不宜操之过急，可以等一些原始创新在国外把商业逻辑和市场空间的路探索到一定阶段时，我们再大规模介入，中国企业的模仿式创新韧性很足，后发优势同样也是竞争优势。”陈端强调，“不能把宝贵的创新‘弹药’投到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太过原始性、前沿性、颠覆性的创新，可能不符合现实发展需求。”

　　谈及未来产业的机遇与挑战，白春礼则建议重视原始创新的突破，加强前瞻性布局——希望企业更多关注基础研究，加强产学研的合作。他同时呼吁，未来产业需要耐心资本。“如果没有耐心资本，产业的风险怎么共担，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实际的产业，这也是问题。”

　　南都记者注意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此作出部署，明确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

　　会议还要求，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