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发掘时间：2023年2—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已发现有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一般居址点等不同功能的遗迹，密集分布在相邻不同山峁上，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其遗存丰富、要素齐全、规模巨大，初步确定为一处商代方国都邑聚落遗址。
遗址核心区位于一处两沟交汇处的独立塬峁——寨塬盖上。塬顶经过人工修平、整体夯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建造有一组由下沉式中心院落和四周廊房组成的“回”字形建筑群，建筑合围区域面积约6000平方米。中心院落东西长43、南北宽18、最深1.8米，其四周向外依次是夯土建筑台基和四周回廊。建筑群西侧的斜坡门道保存较好，现存长度16.7、宽4.5米，残高2.9—4.95米，门道南北两壁各等距设置9根壁柱，地面还有倒塌木柱残存，底为斜坡向外，铺设木板尤为罕见。塬顶最外侧为一圈夯土包边墙，现存墙体最高达16米，其内可见分布规律的紝木洞。建筑遗址内出土大量李家崖文化陶片及部分石器、骨器、卜骨等遗物，西门道填土内还发现有集中填埋的破碎石磬、石斧、石钺、石铲等残片，部分可基本拼对完整。
鱼塔梁地点位于寨塬盖以东500米处的山梁南坡。发现有商代夯土护坡墙、铸铜遗存和小型墓葬。在该处一段夯土护坡墙基槽中发掘出土30 余块陶范残块，可辨纹饰有云雷纹、联珠纹等，器形有簋、觚，陶范纹饰繁缛、精美，殷墟风格突出，显示出当地已具备发达的铸造技术和能力，为探讨当地青铜器来源提供关键材料。
（孙战伟 于有光）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项目时间：2020—2023年
工作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礼县四角坪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东北2.5千米处的四格子山顶部，海拔1867米。外围依山势建有围墙，由于山体滑坡及水土流失，现仅存西墙与南墙地表可见。山顶遗址为由多座夯土建筑组成的建筑基址群，中心为面积900多平方米的方形建筑基址，四周为相互对称的附属建筑。现存总面积约28000平方米，建筑形制规整，错落有序，是一处秦代大型礼制建筑遗址。
2009年礼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调查时发现该遗址，2012、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初步廓清了各遗迹的布局。2020年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与复原研究工作。
现已基本确认了该遗址的建筑格局。四角坪遗址是以中心夯土台为核心，周边长方形、曲尺形建筑为附属，整体呈中心对称的建筑格局。中心夯土台为边长27.8米的正方形台基，四边各夯筑两组台阶。台基边缘外有散水围绕整个中心夯土台。中心夯土台四周有截面为近方形的柱洞紧靠台缘，底部均垫有柱础石。
夯土台中心位置为边长约6.5米的方形半地穴式空间，其四角各有一个柱坑，包含两个截面为方形的柱洞，半地穴周围四壁中点处各有一个柱洞，柱洞底部均有柱础石。该空间内陆面铺设素面地砖，部分地砖被切割形成对角线相交的图案，交点位于半地穴中心，交点处被坑（H1）破坏。地砖砖缝采用了高超的填缝技术，形成了密封的地面，地砖铺设有一定坡度，使得半地穴内陆面由四边到中部形成约0.1米的落差。H1北壁可见被破坏的陶水管接口，经解剖发现该陶水管向北穿过夯土高台，在其北部散水处将半地穴天井中的落水排出。半地穴空间的四壁残留上下两排整齐排列的铁钉，横向钉在夯土壁上，应为固定壁砖之用。
在中心夯土台基四边外约6.3米处平行分布有长方形附属建筑，四角分布有曲尺形附属建筑，对应位置的附属建筑结构完全相同。长方形附属建筑周围有鹅卵石铺就的散水环绕，其内有两个相对的方形土台，边缘有柱洞。四角曲尺形附属建筑周围亦有散水环绕，台基边缘有柱洞，曲尺形六边各有一级空心砖踏步。台基上有若干规律分布的扁平状青石，推测应为室内立柱的础石。各建筑散水周围均铺设回纹地砖，各台基周边散落瓦砾堆积。
四角坪遗址遗物以建筑遗存为主，出土大量建筑构件，有瓦当、板瓦、筒瓦、空心砖、铺地砖等。根据出土建筑材料的特征和制作工艺，结合大的历史背景判断，四角坪遗址应该是秦统一后即秦帝国时期的遗存。
根据建筑遗址现场遗留的平面信息，结合营造尺看该建筑群的格局：中心夯土台为边长约合秦尺120尺（即12丈）的平面方形建筑，四边各两座宽约10尺的踏道，踏道所在的入口开间均为20尺；四边所对附属建筑为两座方形夯土台组成，平面总长约80尺、宽约25尺的建筑；四角曲尺形建筑外侧两边长50尺，宽度约合20尺——可见四角坪遗址应当经过严谨的规划布局，形成如今所见的中心对称格局。
四角坪遗址建筑组群整体主次分明，相互对称、规划严整，根据出土建筑材料的特征和制作工艺，四角坪遗址应是秦统一后即秦帝国时期的遗存。该建筑群整体呈典型的中心对称格局，体现了极强的礼仪性，推测为一处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其建筑形制与汉代德阳庙以及王莽九庙建筑样式极为相似，应与秦代宗庙建筑关系密切。结合文献资料，秦始皇东巡之前，在统一全国次年进行过一次西巡，所到区域为秦的北地郡与陇西郡，礼县地属陇西郡，作为秦人的发祥地亦在巡视范围。我们初步认为，四角坪遗址可能是为始皇帝西巡准备的祭祀场所。
四角坪遗址是国内罕见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礼制性建筑群，是秦帝国时期的标志性建筑，完善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体系的链条，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该遗址的建筑模式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宗庙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两汉时期德阳庙、王莽九庙等建筑的风貌，具有极强的礼仪性，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四角坪遗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侯红伟 裴建陇 段涛）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
发掘时间：2023年2—12月
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霍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调查工作从2月份开始，调查面积约2平方公里。主要调查区域为霍州窑址西部山区，并在遗址区西部山沟里发现1处瓷土埋西藏，确定了霍州窑瓷土原料大致分布区域。
考古勘探工作于4月份开始。勘探面积约100平方米。主要勘探区域为D20地块内、F67院内。D20地块内东部底层堆积较厚，多遇匣钵、石块及瓷片，无法进行深孔勘探。F67院内发现1处疑似元代窑炉落灰坑，勘探后确定窑床部分位于院内北房下。
考古发掘工作从5月份开始，12月结束，依据前期地表调查、勘探数据，发掘工作在五个地点开展，分别为D7、D15、D20、F66和土山庙。发掘面积共计300平方米。清理窑炉3座（2座仅存落灰坑底部）、房址7座（3座为窑洞式）、灰坑18座。出土陶、瓷片173袋，初步挑选标本500件。
金代，霍州窑的烧造技术在金代时已经很成熟。利用自身优质瓷土资源、专注定位于精细白瓷的生产，采用（擦）涩圈叠烧为主流方式，提高产量。细凸线印花风格（灵动、人文气息、生活情趣）自成一体，极具地方特色。不同于大型窑场定窑的繁密的印花装饰风格（雍容繁密规整），生产机构以作坊为单位，商标意识浓厚；整体窑场是一个面向市场产品高度专业化、内部同质化、外部独特化的生产，组团生产面对市场竞争。
明代，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总体上与北方地区其他窑场面貌趋同，成为晋南地区日用瓷器的主要供应窑场。白地黑（褐）花的装饰技法，粗料精画，可圈可点。凭借其技术传统（细白瓷、五支钉），仍成为日常用瓷、文庙祭器以及明初藩王用瓷的供应地。霍州窑的发掘也是北方地区第一个系统发掘的明代窑场，其标尺作用也将推动北方地区民窑体系的建立和南北方瓷业格局转移等研究。
霍州窑作为山西地区金元时期瓷器生产代表性窑场，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元代，在中国北方地区大部分瓷器窑场生产普遍衰落的形势下，霍州窑以工艺精湛、造型薄俏的细白瓷制品而一骑绝尘，成为北方地区生产高质量精细白瓷的唯一窑场，也成为元代手工业门类中北方陶瓷手工业的标志性窑场。霍州窑是山西宋元时期窑业的一个缩影，在充分分析自身资源、技术特点，保持区域传统基础上，找准市场定位，突出于自身特色，懂得生产经营策略的窑场，其发展演变历史是填补中国北方陶瓷发展史的绝佳样本和生动案例。
（刘岩 穆文军）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发掘时间：2023年5—6月、9—10月
工作单位：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南海东连太平洋，西通印度洋，是一个东北—西南向的边缘海，平均水深约1212米，最大深度约5377米，海底地形依次发育有大陆架和岛架、大陆坡、岛坡、深海盆地等地貌单元。南海西北陆坡位于海南岛东南部，西邻越南陆架，东南为西沙群岛的北部岛礁，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就位于这个海域。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发现于2022年10月，深度约1500米。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筹部署和工作安排，本年度联合考古队对两处沉船遗址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分别使用“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通过“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执行了41个潜次的调查。在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核心堆积区西南角布放水下测绘永久基点，通过物探扫测及水下搜索探明了两处沉船遗址的分布范围，对两处沉船遗址进行了多角度、多种类的影像记录，完成了遗址三维激光扫描和一号沉船遗址核心区、环形散落区、部分条形散落区和二号沉船遗址核心区、散落区的摄影拼接，调查中使用了长基线定位系统、柔性机械手、潜载抽沙、吹沙装置等多种新型技术和装备，提取出水一批文物标本，采集了大量海底沉积物、底层海水及海洋生物等样品。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由核心区、环形散落区和条形散落区组成。核心区为船体和大量堆叠有序、码放整齐的陶瓷器、铁器等构成的堆积，长约37 米，宽约11 米，堆积最高处与最低处相差约3米。环形散落区、条形散落区皆由散落的船载物品构成，遗物较少。
一号沉船船体位于核心区，方向约350°，上部结构不存，残存船体大部分被掩埋覆盖，仅在部分位置暴露有隔舱板、底板等，可见10个分舱，船体结构不明。
一号沉船遗址遗物包括并不限于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竹木器等，数量超十万件。其中陶器以罐为主，多酱釉，部分陶罐内装满小件器物；瓷器在表层堆积中占比最大，有青花、青釉、青白釉、红绿彩、珐华、紫釉、黄釉、绿釉、蓝釉、素三彩、白釉等；铜器有盘、锁、器座、灯台、环、勺、铜钱等；铁器有锅、锚等；目前发现的竹木器多为木箱，有的木箱外包金属，大小各异，内装铜盘、铜锁等。从一号沉船遗址提取文物543件（套），代表性器物有青花碗、盘、碟、罐、玉壶春瓶、执壶，红绿彩碗、盘、杯，青釉盘、玉壶春瓶、荷叶盖罐，青白釉碗、罐、盘，白釉碗、杯、盒、带盖钵、香炉，蓝釉高足碗，珐华梅瓶、罐，绿釉梅瓶，素三彩鹤形壶、象形壶、螺形壶，铜盘、铜钱等。
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位于一号沉船遗址东北约12海里处，由核心区和散落区组成。核心区为大量排列整齐、码放有序的原木堆积，长约21米，最宽约8米，方向25°，核心区西北部及东部各有一处由少量原木和陶瓷器散落形成的堆积。二号沉船暂未发现船体，仅在核心区原木堆积中发现一根疑似船构件的条木。
二号沉船遗址遗物以原木为主，另有少量的陶器、瓷器、铅锡器、螺壳、鹿角等。从二号沉船遗址提取遗物36件，主要有乌木，青瓷碗、罐，青花瓷碗，酱釉陶罐、瓶，蝾螺壳，鹿角等。原木经初加工，被截成一定长度，整体呈黑色，质地较硬，青釉瓷器胎体较厚，素面无纹，青花瓷碗纹样有喜上梅梢、海螺等。
通过器形、装饰纹样等对比分析，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的青花瓷器与景德镇明代中期窑址及福建老牛礁、西沙群岛盘石屿一号、菲律宾利纳号等明代中期沉船和吉林扶余明代中期墓葬的同类器物相近，其年代为明正德年间，二号沉船遗址青花瓷器装饰的仙人乘槎纹样具有典型的明弘治特点，其年代为明弘治年间。
明代中期继续执行严格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外贸易，“朝贡贸易”不断萎缩，但民间私人贸易屡禁不止，反而与日俱增和兴盛。在这种背景下，一号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器，二号沉船装载了从海外输入的木材，在同一海域首次发现出航和回航的古代商船，推测一号、二号沉船皆为民间私人贸易商船。
明代中期海外贸易多采用转口贸易的方式。一号沉船的大宗货物——青花瓷器、珐华器等产自景德镇，推测一号沉船的始发港可能为福建或广东，经华南沿海沿岸航行后，从海南岛东部穿南海西北陆坡海域，沿越南中南部抵达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转地点。二号沉船遗址的遗物以原木为主，另有少量酱釉陶器、青花瓷器、青釉瓷器、蝾螺壳等。经检测，原木树种为柿属乌木，主要生长于斯里兰卡、印度南部等印度洋地区。蝾螺属夜光蝾螺，主要分布于海南岛南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菲律宾、马来群岛等海域。夜光蝾螺螺壳大，光泽度好，可用于制作工艺品、装饰品、乐器或法螺，酱釉陶罐、“仙人乘槎”“喜上梅梢”“海螺”纹青花碗为我国明代中期的典型器物和传统装饰纹样。从遗物数量和种类看，乌木和蝾螺壳可能为船载货物，陶瓷器则为船上生活用品。根据二号沉船遗址的位置看，其航行路线可能是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转地点装载原木后经越南中南部，穿过南海西北陆坡海域，经海南岛东部，目的地为中国沿海港口。
一号沉船遗址船体上部结构不存，海床表面仅在部分位置暴露有隔舱板、底板，二号沉船遗址海床表面仅发现一根疑似船构件的条木，这些船板上皆发现大量海洋生物蛀蚀的孔洞，因此一号、二号船暴露在海床表面以上的船体缺失的原因之一可能来自于海洋生物的长期蛀蚀。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年代比较明确，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有助于深入探索和充分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对阐释我国海洋文明特质，推动文明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的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对于我国深海考古的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的意义。
（ 赵宋园 张凝灏 李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