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了中国第一个作家研究生班，莫言、余华、迟子建、刘震云等作家们同窗共读的故事早已成为文坛佳话。新世纪以来，“创意写作”“创造性写作”等学科逐渐在内地兴起，诸多高校开设相关课程，结合各自特长培养热爱文学的年轻写作者。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宣告成立，莫言、余华、苏童、西川、欧阳江河等十余位知名作家驻校任教，与年轻写作者面对面聊文学、谈创作，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文学教育的优良传统。2017年，北师大文学院与鲁迅文学院“两院”携手，赓续联合办班的模式，再度招收文学创作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时至今日，已有鲁敏、乔叶、林森、陈崇正等作家再度从“两院”走出，他们用不断推出的新作品证明了新时代文学教育的有效性与必要性。日前，在国际写作中心成立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上，一场名为“新时代文学教育与写作能力培养”的主题论坛备受瞩目，来自各地的与会者就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写作能力如何提升及文学教育的方法和意义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6月24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十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新时代文学教育与写作能力培养”的主题论坛举行，曹文轩、陈晓明、孟繁华、张清华、张旭东、宗仁发、陈福民、王宏图、宋明炜、李少君、徐可、何平、杨青、徐则臣、鲁敏、乔叶、张柠、张莉、马兵、杨庆祥、饶翔、黄平、李利芳、吴景明、丛治辰、季亚娅、徐晨亮、李蔚超、张同道、李兰玉、张菁、何同彬、曾攀、崔欣、陈晖、沈庆利、梁振华、张国龙、姜肖、白惠元等出席会议。
文学创作与批评，在“知识化”和“去知识化”之间
“许多年后，大家突然想到要制造会写故事的‘作家’人工智能。但这个‘作家’AI怎么都造不好，它的故事怎么写都写不好。后来设计者突然意识到，需要给它匹配一个批评家，在不断互动中产生好作品。”科幻文学研究专家、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宋明炜向大家转述了一个科幻小说所描绘的未来图景（彭思萌《沉舟记》）。小说中，当希（“作家”AI）有了夷（“批评家”AI）的对垒之后，从只能书写简单的童话故事一跃成为叙事大咖，二者共同进步，速度超群，最后还诞生了自主意识。“这当然是科幻小说，大家不能当真”，宋明炜说，“不过，这很有趣，这个故事说明了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至少说明了批评家在文学发生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的位置。”
希与夷的共生模式并非一帆风顺，希时而认同夷的批评，对专业性的建议条分缕析照单全收，时而也不认同，我行我素地写，用新的创作风格溢出夷所设定的评论框架。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两者终于能达成默契，同频共振下去。《沉舟记》里的这一情节也象征着文学场域里创作与批评的理想关系。“批评要用艺术家的语言说话”，纽约大学教授、批评家张旭东援引本雅明的名言进行自我要求。在他看来，理想的文学批评是通过文学化的评论方式，把已经被文学“打开”的世界“再打开”一次。这种提取、抽取、汲取又或是读取的过程必须是“文学的”，即便这个“文学的”过程也有赖知识、科学、分析、思想化的方式来完成。
文学教育关乎创作，当然也关乎批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深谙创作与批评的两翼不能失衡，保持平稳之难就像“偷完孩子走钢丝”。检视自己近几年来的批评文章，陈晓明说，的确如同在语言的修辞中走钢丝。只有能走上钢丝，翻几个跟头后落地，感到脚下是安稳的，才算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过去若干年，历史主义的方法逐渐侵占了文学性批评的阵地，批评家善于用历史话语谈论文学的生产过程、社会背景，批评语言中应有的文学性正在减少，这当然可惜。陈晓明认为，从布鲁姆到德里达，真正的理论家用文学的方式创造着文学批评，那些最理论化的文学批评同时又是最文学化的，理论如同线索牵引批评者走出文学迷宫，二者缺一不可、浑然一体。
对理论的适当剪除犹如一场学科史的革命，不过，不容忽略的是有些青年写作者的才华偏向于哲思，思想性的写作让文学现场展现出多样化的面貌。《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表示，诸如李洱、格非、韩少功、东西等写作者，善于从思想性的一侧开辟自己的创作道路，他们的作品也已然蔚为大观。在中文系里，也有许多偏向“思想性”的同学，他们乐于咀嚼、消化文学史，关于是否在创作中“去知识化”，恐怕也需要尊重多样化。“即便同一个写作者，他的内部也有多元性，那种多维度、多向度的延伸和创造值得尊重。”曾攀说。
作为一名学术期刊编辑，《当代文坛》主编杨青认为文学教育中的知识化尤为重要，无论对创作还是学术，“我认为永远没有过度知识化这样一件事情。”杨青说，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能幸运地拥有绝佳的天赋，如果不在一个文学史的基础上自我判断、自我把控，恐怕很难与伟大作品之间产生清晰的心灵碰撞。以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写作为例，她结合自身的实践分享了一条路径：“首先肯定是要广泛地阅读原创作品，先把几大名刊五年的过刊全部看一遍，并进行数据化的统计，找到出现频率较高的作家作品。其次看顶级的文学评论刊物，找到评论刊物里引用率较高的文章，分析它们采用哪些最新的研究方法。在数据化统计的基础之上，才会讲到我们的爱好和兴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找到触动你的文学理论，以及能够打动你的作品，用自己感兴趣并深入研究的一种文学理论去观照感兴趣的作品。”
但许多时候，在文学教育过程中，由理论所带来的过度“知识化”，会压抑创作的发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在读学生论文时，经常感到遗憾。“写得非常有学术性，学术视野好，问题意识好，文章结构好，史料运用也很好，但是他们碰触到具体文本，立刻不行了，总是在大问题上绕，一旦深入到要谈及文本，要用文本和他的理论、判断以及文学史经验进行对照碰撞的时候，我发现同学们欠缺文本分析能力。”实际上，文本分析是中文系最重要的能力，如果过分强调学术化的研究，而忽视最基础的文学感受，恐怕是本末倒置的。山东大学教授马兵也谈到，自己曾指导的一名研究生凭着对文学创作的一番热情跨专业报考现当代文学。起初很有创作活力，但经过了一系列系统学习，延伸了学科知识脉络之后，作品越发不连贯，而且显得晦涩。“最早打动我的，小说里充满元气的那些东西看不到了。”马兵说，文学教育最难的地方恐怕就在于如何保持“知识化”与“去知识化”的平衡。
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课？
在文学教育的实践中，不同样态的文学课因其“知识化”程度与方式的不同，会引导相异的文学风格与批评话语的形成。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曹文轩表示，由于讲授人的多样性，文学课的形态也存在着极大差异。文学教育并不一定要培养作家，他回应张旭东、陈晓明的发言，“特别哲学化、学者化的语言应该继续成为文学表达的一部分，并培养出以文学语言谈论文学的一代批评家来”。但曹文轩也有所担忧，因为许多文学课的支流也正在渐次消失，“像王国维那种讲述方式的文学课，已经几乎绝迹。”
“假如驻校作家是刘慈欣、马伯庸、麦家，我们的文学课会不会发生变化？”延续曹文轩对文学课的解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对文学教育的传统进行了反思与质疑。何平认为，源于新世纪初的高校扩招使得1980年代以来的精英教育逐渐被置换为国民普及教育，同时由于互联网、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寡头美学走向审美平权，进一步导致了文学创作的平权，也产生了文学教育的矛盾。当下所讨论的文学教育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经典的文学传统，但实际情况是，大学中以经典和精英为中心的文学教育，正和受教育者之间发生着越来越多的不平衡关系。何平观察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除了精英化的思路还在延续之外，文学教育正在发生分层与分众。与北师大、复旦、人大、北大等高校不同，大多数开设写作学或创意写作专业的院校采用了不同的文学教育方式，在何平看来，这可能培养的是关于文字的产业工人。在教育对象、文学生产环境和文学产品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今天，技术支持媒介也必然地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当然也关乎着现实问题，何平说，“如果我在南师大做这样的创意写作，肯定没有这么多资源像北师大、复旦、人大、北大一样去做，我该怎样做适合我们自身条件的文学教育呢？”
在人大，受教育者还提供了另一重反思文学教育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发现，文学院本科生中最出色的学生都不会选择现当代文学专业作为深造方向。“我发现也并不是我的课没有上好”，杨庆祥说，问题在于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我称之为一种庸俗的文学史教育。”试想，刚刚从高中阶段以“做题家”身份“获益”进入高校的年轻人，在文学课堂上收获的不是审美性的习得，而是大量所谓的“文学流派”“文学建构”“文学规划”“文学政治”的缠绕关系，试问有多少人会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对文学教育满怀信心？面对这种“庸俗的文学史教育”，杨庆祥说，“如果我们的文学教育一开始就在折射文坛背后的权力角力场，那文学创造的天才、灵感、灵性将何以安放？”他认为，文学史教育固然必不可少，但它不应站到文学审美的反面。在此基础上，人大创意写作专业的培养方案增加了若干作品分析、交流与写作实践的课程。“文学教育应以文学审美教育为统摄，然后再分两个支脉，一条是文学史教育，一条是文学写作。”杨庆祥说，大学的文学教育最终应该告诉学生什么是美的，以及如何判断美，“我们不能熄灭对文学充满渴望的学生眼里的光，要把它充分点燃。”
“应该充分挖掘天分、尊重天分、促进天分。”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吴景明也认为，文学教育能够教授文学史知识，能够传授相关创作技法，但最重要的还是帮助学生写作者找到自我的天赋。写作是一份寂寞的事业，需要一群人共同坚守、相互鼓励、彼此沟通，所以树立一个积极向上的创作氛围也是高校文学教育的题中之旨，一个好的氛围可以为写作提供内驱力。同时，吴景明还谈到，“中国正走在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环节，好像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活化石，只有中国能同时涵盖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文明，乃至到后现代社会”，吴景明说，当下的中国社会面貌复杂多样为创意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也期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书写这个伟大的时代，来书写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历来讲究“诗教”，《诗刊》主编、诗人李少君认为，现在正是重提“诗教”的时候了，“诗教”的重点应该是“情教”——情感教育。李少君说，诗歌本质上是情感教育、人文教育和伦理教育，可以在唤醒情感的时候附以教化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教化并认识世界。中国古典诗歌包含着古人基本的精神状况和伦理价值，中国古代伟大的诗人代表着某一种价值观或精神人格。“比如说，李白、杜甫、王维分别是道家、儒学、佛教与禅宗的美学代言人，苏东坡则是三者的融合统一。”李少君认为，既然中国古典诗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或许也应从新诗开始。在当下，强调诗教和情教有特殊的意义，“文字可以记录人的情感、经验、智慧，传至后世。在AI时代，修辞和文字不再是人类专属，但人和AI更多的区别是人是情感的存在，情感是人的本质，AI会文字、会修辞，但只有人是永远的‘情动者’”。李少君说，诗歌以抒情为主，抒情就是编织情感，文学教育的“情教”背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存在意义。“我们强调情感教育，其实就是强调人存在的意义。”
或许，无论“诗教”“情教”，文学教育还得“从娃娃抓起”。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兰州大学教授李利芳表示，在技术全面渗透、功利主义的教育愈演愈烈的当下，广大少年儿童的文学教育与写作能力的培养，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我们都知道，文学的功能在于引导人建立与世界最亲密的关系，自儿童起便培养孩子们最基本的生活感受力与审美能力，习得诗性语言的创造性奥妙，并将其内化为积极的语言表达能力，解放人的主体性为追求。但当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文学生活作为自然传统的个体和经验世界的路径，正在被网络与技术疯狂掠夺，虚拟网络与游戏世界对孩子的吸引力远远胜于其它精神活动。”李利芳认为，重新审视文学教育在幼儿园、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已经成为当下一个尤为重要的话题。
从此刻出发，成为更好的人
新中国的文学教育历程其来有自，从中国作协1950年代设立文学讲习所起，如何帮助作家提升写作能力就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常谈常新的话题。截止到1980年代之前，几乎所有高校中文系都设有写作教研室，负责教授各类应用文体的写作技法，写作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等同于实践技能，但文学教育不应局限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有过多年鲁迅文学院的教学从业经历，她表示，相比于技术的传达与领受，文学教育真正的意义应该是以开拓的姿态获取共识，通过自我的更新与创造，不断开掘出文学的新质。“从这个意义出发，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十年是一个更具价值的研究对象。”
1980年代，文学在“黄金年代”里没有自我呼唤文学教育，前辈“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教诲犹在耳畔。而在今天，从社会整体的文化格局观照，纯文学的写作失去“轰动效应”不断被冷落的当下，大学不断呼吁开展审美教育，提升学生写作能力，可视为对文脉的一种传承与接续。《光明日报》文荟版副主编饶翔表示，高校自觉承担文学教育的功能，重新通过培养文学人才的方式保留人文学的想象力，是对世界感知力与审美能力的保留，是特别值得称道的。鲁敏、乔叶、张菁、李兰玉等作家、编辑都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招收文学创作硕士专业，回顾这段“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她们认为高校文学教育的优势在于通过一个稳健具体的过程建构自我的写作疆域，在不断的思想碰撞和修改打磨中有效地处理自身的写作经验。但学院的教育也非全部，正如李兰玉所说，“现实远比文学更广阔，我们面临新事物、新现象、新氛围，尤其是新的精神内核和新的历史的困境，都和老师一辈有很大不同。我们可以在学院里找到资源，还应该延伸自己的触角，和我们所处时代的精神氛围、现实经验产生一种有机的关系。”能够帮助学生从无到有、从一到多，是文学教育或创意写作专业对写作者潜力的激发。参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教育的张同道、陈晖、沈庆利、张国龙、姜肖等老师也在发言中提到，教学实践中感应到的最大回应，是文学教育的情感教育功能，文学在这个全媒体时代产生了格外特别的情感疗愈能量，在课堂讨论与互寄邮件中，无数个珍贵的共情时刻也加深着授课教师们对于文学教育的理解。
在很长时间里，“创意写作”都带有神秘色彩，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写作是否能捕获创意被认为与天赋或直觉相关。而今，学科化的文学创作已经逐渐有了路径可寻。《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认为，“创意写作”所实现的功能有两条：第一是教会写作者基本的写作，把一个素人培养为一个工匠；第二则是更高的要求，鼓励每个写作者发现自己。在传统的写作中，每个作家的创作都像独自爬山，从山脚出发不断向上，对山上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在“创意写作”的视域下，相当于开了一条索道通往半山腰，用相对科学的方式解释写作的基本规律，让写作者避免走弯路。“到了半山腰，就说明你基本上能写出来和现在ChatGPT差不多水平的作品了。但是接下来还要爬山，要看个人的能力，谁的身体好、谁的意志力强、谁的肺活量大、谁的经验丰富、谁的腿脚快。”从此刻出发，后半程行进中的风景更具差异性，写作之路就在通约性与差异性的综合中完成。
看到了文学的通约性与差异性，也就看到了民族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文学。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回顾近两百年前伟大作家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歌德所称的“世界文学”就是为了增进人和人之间的了解，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而现在，恰恰在人跟人、文学跟文学交流空前密切的时候，人的距离越来越大，产生了各种撕裂。王宏图认为，写作者对民族文学的珍爱、对传统的遵从都无比重要，但如果钻在狭隘的民族文学的框架里不放眼望世界，也可能陷入非常危险的陷阱。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的作品是世界文学时代的成功典型，莫言小说虽然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性，包裹着来自古典志怪、传奇的因素，但也有作家拉伯雷式的嬉笑怒骂的磅礴风格，以及他特别敬佩的“马尔克斯风”。莫言在创作中融汇不同的文学资源，为世界文学贡献出新的亮点，也点染出中国文学相比其他民族文学更卓越的内在光芒和审美力量。王宏图意在阐明只有有意识地将不同文化结合起来，才能突破民族地域的限制，打开文学的新经验。
当然，面对这种“新经验”，也需要保有自我警醒。《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文学标准是由50后、60后作家定义的，他们在高校中任教，对学生的影响常常是决定性的。何同彬说，青年一代必须有勇气和能力突破莫言、余华、苏童一代作家共同建构的“伟大”文学传统，以特别自我、具有创造性的方式让绝对的权威退场——这是特别难的，但必须如此，不然未来“中国最缺少文学性的地方就是文学院”。《上海文学》执行主编崔欣也有相同的感受，近几年来，她发现每次刊物“新人场”特辑栏目的稿子都很难编辑，各高校创意写作带头人递过来的小说都很相似，“这些稿件写得越来越像，打完分后很难拉开差距。”她真诚地向写作者告诫：“大家既不要迷信老师，也不要迷信编辑的意见，文学是自我的表达，最了解自己的始终是你自己。”
与青年写作者一样，需要再出发的还有文学期刊。《十月》执行主编季亚娅在一次活动上意外发现，“00后”文艺青年不知道《十月》，也不知道《收获》和《人民文学》。“他们觉得传统文学期刊很土，只认识一本杂志叫《单读》。”季亚娅意识到，正如文学史的写作和文学批评存在着脱节，文学教育和文学现场之间恐怕也存在着脱节，办刊人需要“挣扎”一下，面向真正广阔的文学发生地，不停地寻觅理想读者。2023年，《十月》杂志推出“全球首发”“文学关键词”等栏目，试图以更主动的姿态介入文学生长之地。有着类似境况的刊物是《当代》。两个月前，一条余华短视频悄然走红网络，余华说《当代》招聘6个编辑，有6000个文学硕士博士投简历。这当然是误传。《当代》执行主编徐晨亮借此观察，有人在短视频评论区留言“这个杂志还在吗？”“以前从爸爸妈妈那儿看到的《当代》，原来还活着。”
徐晨亮认为，这条短视频的爆火，与当前的就业焦虑不无关系，“每年有这么多创意写作专业研究生进入到求职市场，文学界能给大家提供多少空间呢？”文学教育或许不能以知识化的面孔为毕业生提供一份专业对口的“外部空间”，但文学教育的过程本身却可以凝练出一块格外坚实的内在空间。这个过程是“修改小说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一个词语时那种豁然开朗”，也是“没有得到老师好评的失败小说创作经历”。如同“掬水月在手”，文学教育终究可以让人收获一种力量，富有诗意的完整性，文学能够提供的温柔与慰藉恰是谈论文学必不可少的尺度。也如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所说，在快节奏的时代，文学创作最大的优点，就是让我们从一个“内卷”的氛围中慢下来，“这个优点很卑微，但它足以使人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