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导演的电影《血战钢锯岭》于2016年年底热播，引起人们对战争的重新思考。该电影成功还原了二战中冲绳战役的血腥残杀与点滴中的人性光辉，崇高化解了恐怖，因此它也成为一部典型的反战主义之作。两次世界大战均推动了战争题材作品的发展，报告文学、新闻采访等纪实性文体及战争小说、革命历史演义等叙述性写作，受到写作者与读者群体的欢迎。茅盾早年曾概括出三种“大战文学”：

第一是所谓“战争文学”，大都描写战地的实况；第二是“战时文学”，描写的不是火线下的兵士们的生活，却是后方一般人们受了战争影响后的生活，或是把战事作背景，描写几个人的恋爱；第三可说是“战后文学”，是描写人们回想战事的恐怖，或是大战的结果对于人们物质精神上的影响。这三大类的大战文学，其中并有小说诗歌戏曲。

实际上这三种文学之间并无显著的划分，战前战后出现的大量文学作品几乎将这几个方面囊括其中，不论它们在态度上是主张战争还是反对战争。

“反战文学”热潮则出现在一战之后，标志性事件是1928-1929年间德国作家雷马克(E.M.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雷恩(L.Renn)的《战争》、格莱塞(E.Glaeser)的《一九〇二级》等长篇小说的出版，《西线无战事》在出版第二年就被译成将近30种文字发行。以二战为背景的美国作者海勒(J.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梅勒(N.Mailer)的《裸者与死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阿丹诺之钟》等作品，同样书写了战争的荒谬与军队内部的矛盾，《第二十二条军规》甚至将讽刺的笔触直刺美国文化，用荒诞、滑稽的表现手法嘲讽战争对人性的扼杀。一战前后中国文坛也出现“反战文学”，时间上基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致，面对的也是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茅盾在总结第一个十年小说创作的时候，将这一类文学总结为“非战文学”，1924年《小说月报》还推出了非战文学专号(十五卷第八期)。现代书局在推出自己印行的《西线无战事》《光明》《战争中》等作品时，也将之称为“非战小说”系列。鉴于当时较为普遍的用法，本文后面的论述从“非战文学”。

民国初年中国基本上处于军阀混战当中，因此反对国内战争成为中国非战文学的主题，像胡适的新诗《你莫忘记》、郭沫若的长诗《女神之再生》、闻一多的《静夜》《荒村》等诗，冰心的问题小说《一个兵丁》《一个不重要的军人》、渺世的《投军》、王思玷的《几封用S署名的信》等作品，都涉及到了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军阀强行征兵等社会现实。这些作品基本上对军阀混战持批判态度，否定这些战争的正义性；描写的对象则是军队中的下层兵士，主要展现他们痛苦的人生经历与被扭曲的心理，强调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伤害。这种人道主义视角，与西方一战后出现的反战思潮是一致的。但是，如果用茅盾“大战文学”的几项标准来关照当时这些同时出现的中西方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中国作家更多是在题材上对“非战”有所涉及，他们写的多是“战时文学”和“战后文学”：在描写下层兵士的生存状况时，是以前者来代表整个底层阶级的，在描写农村生活与游民不幸时，又往往与乡土文学有所交叉。而且五四一代作家，基本上缺乏参与战争的亲身体验，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正面描写战场和战地实况，故无法写出真正的“战争文学”。因此，当经历过北伐的孙席珍于1929年出版中篇小说《战场上》(上海真善美书店)后，《现代》杂志对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孙席珍先生是我们写战争小说的唯一的作家。他曾亲历戎行，参加北伐战役，于士兵生活，具有深刻的观察，本书是他数年来军队生活经验的结集，主人公是几个饱经战阵的士兵。

孙席珍是否受到雷马克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现代》杂志的做法无疑适应了当时国内文坛的反战情绪。中国文坛对“非战”概念的使用，基本上等同于“反战”，也即“反对战争”。雷马克等人的作品传入中国之后，文坛做出的反应是准确而迅速的，《西线无战事》有不止一个译本并且在国内多次再版；在上海，多个剧团排演《西线无战事》；持有反战立场的法国作家巴比塞、罗曼·罗兰、爱尔兰作家萧伯纳也受到左翼学界的欢迎。这些作品的“反战”主题，契合着国人在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对国内严峻政治形势的恐惧，而30年代初蒋介石发动的“中原大战”，历时七月，波及20多省，更导致民不聊生、饿殍遍地，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反战”情绪。此后，孙席珍还出版了《战争中》(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版)、《战后》(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版)，这两本书与《战场上》合称为“战争三部曲”。“战争三部曲”的故事情节相近，但相互独立，均取材于1926-1927年间的北伐战争。除了孙席珍的作品，另一位文学史上关注较少的作家黑炎的《战线》(刊于《小说月报》，1931年第22卷)，则有“中国的《西线无战事》”之美誉。小说同样力图展现战争的真实与罪恶，黑炎在《后记》中说：“小说所描述的背景，当然不是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的全部，我仅选择了从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而至‘四·一二’这个阶段，其中所述的一切，大都是真实的事情，我并没有去虚构。”

孙席珍与黑炎的这几部小说，显著特点是直接以“非战”为小说主题，讨论战争中士兵作为小小的“螺丝钉”在经历战争时的具体生活与内心变化，是较为纯粹的“战争文学”。作家们纷纷表白自己描写的是真实的战事，但他们采用的狭隘的人道主义视角，却限制了自身对战争本质做进一步思考，李育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战线》在文学上的技巧值得肯定，但主张“反战”才能拯救士兵，则是作者站得不够高的地方，因为北伐战争和一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凌冰在肯定《战线》对士兵军旅生活的出彩描写时，进一步提到：“作者从小处下手而忽略了大处着眼，所以本书是成功的战争小说，而不是成功的革命战争小说。时代气分(氛)点染得不够，把大众的生活意识表现得太单纯，失却历史的意象。”尽管凌冰是站在左翼“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但他指出的此类非战小说存在过度写实的倾向、内容具有可替换性等缺点，却颇为中肯。《战线》在建国前印行两次，但影响都不大。凌冰书评中强调阶级意识，针对的是小说中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而这也是非战小说很快受到文坛主流意识形态制止的原因。

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抗战开始后，文学中“救亡”主题及传统英雄主义复活，抗战文学由此取代非战文学。非战文学对人道主义的弘扬、对启蒙话语的坚持，已不再适应国难当前的形势，日军入侵使得中国一步步走向亡国灭种的深渊，如果继续宣传“非战”，无异于打击民众同仇敌忾的决心。因此抗战开始后，国内的文学主流话语在左翼阵营的主导下由“非战”转向“尚战”。孙席珍的《战场上》在问世之初曾被誉为“中国现代第一本战争小说”，1931年沈从文刚刚肯定了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1932年即被冯雪峰批评为“人道主义的战争文学”，必须予以“无情的打击”。冯雪峰的判断大体上符合当时文坛的发展趋向，抗战初期文坛流行盲目的战时乐观主义，尽管良莠不一，已经出现大量以抗日救国为主题、以英雄主义为基调的抗战小说。江西苏区也出现了类似案例。1938年7月30日晚上的纪念“八一”晚会后，话剧《谁的罪恶》遭到批判，因为其讲述了非洲黑人在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悲惨故事，触及反战主题。当时的权威报刊《红色中华》在8月4日刊出社论，明确指出：“如果单独的提出‘反对战争’，那是妨碍了目前的战争紧急动员，那是离开了阶级的立场，而陷入于人道主义的泥坑中去了。”

运用二分法来谈论战争文学，实际上有失偏颇。非战与尚战、反战与好战、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正义与邪恶，本来是战争不可分割的两面。在战争中最极端的时刻，人性最本质的特征往往会暴露无遗，或勇敢刚强，或丑陋黑暗，不管是某一瞬间的极度虚无厌世，还是某一次在枪林弹雨中突然获得的人生顿悟，都不能作为区分非战作品与尚战作品的标准。就像死后获得无数粉丝的希斯·莱杰(Heath ledger)，正是将《蝙蝠侠：黑暗骑士》中的小丑演绎成一个英雄般的魔鬼形象。屏蔽掉政治与阶级利益来看战争文学中的英雄主义，我们会发现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它都体现着一种古老的传统以及对历史进行理性判断的态度。荷马史诗是西方早期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没有详写十年征战的过程，而是突出“阿喀琉斯的愤怒”，《诗经》中亦有不少描写战争与徭役的诗行。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语境，无论是抗战之前文坛对《西线无战事》等非战文学的有意译介，还是抗战后对报告文学、纪实小说的肯定与推崇，都缺乏对于其中所蕴含的“非战性”之进一步理解。

本文用“非战性”来界定战争文学中所具有的超越单纯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范畴，“非战”不是单纯地反对战争和英雄主义，而是在重新考量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基础上，通过个体的战争体验寻找人类共通的对生存与自由的向往。其中折射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不仅仅体现某个国家民族的价值观，也不只是关注个体的生存实况，而是一种超越国族、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战争当中不可避免的是杀戮，作品中如何看待杀戮，如何衡量生与死的价值，同样是“非战”之精义。顾彭年的小书《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表现出明显的时代印记，生于战争年代，作者找到了杜甫同样“心如蝴蝶，如浮萍，飘荡无定，不克专心与此”的感觉。曹聚仁在战前看过《西线无战事》的小说与电影，战后又重看一遍，深深觉得“战争乃是最现实的，必须面对着迎接上去的，躲避着是没有用的”。如果能从这个角度来认识非战文学，便不难理解，“非战”与“尚战”之间不应划分明确的三八线，中国的“非战小说”与“抗战小说”之间也不存在前后的承续关系。文坛对这二者的区分是存在裂缝的，而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抗战作家典型的丘东平，则恰好生存在这个裂缝当中。丘东平对于战争与战争文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以纯真的热情投入战争与创作当中，他抗战前后的作品都体现出强烈的“非战性”。由此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丘东平会在抗战时被定性为“新英雄主义”的写作者，但建国后其创作又遭到周扬的否定。

丘东平的人生经历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这里不再赘述，不少研究者已详细讨论过丘东平笔下战争文学的基本特质。总的来说，他作品的底色是战争，在战争的幕布下活动着的则是形形色色受其影响的人。丘东平在写作中通过个体的战争体验，传达出自己对于普遍的人类情感的理解，在石怀池的《东平小论》中，丘东平是愤怒、是怀恨，是“举起投枪向‘无物之阵’掷去”，而胡风则说他的作品贯穿着“战斗道德的庄严的意识”。胡风这一“战斗道德”的提法显然较为模糊，但用来概括丘东平的小说特质，却颇能体现“非战性”。这种“庄严的意识”首先体现为丘东平本身的态度：拥抱战争，交出自己。

战争本身充满破坏性，在战争面前，人类所有过往的文明以及现有的秩序均可能面临被摧毁的命运，有人会失去赖以生存的生活基础和一直以来虚伪的外衣，也有人会从中寻得翻身的机会，收获不一样的命运。因此丘东平说，战争使他警惕，因为“战争使我们的生活单纯了，仿佛再没有多余的东西了”，但实质上战争把每一个个体抛离原来的生活，秩序重组之时，便是新一轮的权利角逐之际。丘东平这一代作家，出生于清末民初风雨飘摇的变革时代，既缺乏浓厚的旧学根底，亦没有留洋经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叛逃了旧家庭之后，是通过自己不断地摸爬滚打来获得对人生的认知，革命、战争是他们人生的常态，正如林岗所说：“他们能枪则枪，不能枪则以笔为枪。”因此，尽管军旅生涯隔断了他与家人的联系，“没有通讯或收不到信的事现在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了，因为常年都是没有接到信”；战时不稳定的生活妨碍了他的自由写作，“文章直到现在还是不能冲破沉闷的状态，计划好了而且开笔写的长篇至今还是保持原状”。但丘东平似乎对于这一切熟视无睹，因为“作家的生活问题固然重要，作家对于自己的事业的把握也同样重要”。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念，丘东平更加关心抗战中中国作家的态度，亦单纯地发问“为什么许多人喜欢到八路军方面去而不喜欢到这里来呢？”更为重要的是，长期的战时生活最终让他领悟到，以为“战士就是意志与铁的坚凝的结合体”这一感觉是“有缺憾的”，他要做的是防备“生命的单纯化”。

《血战钢锯岭》中有个长镜头，主人公道斯与其所在军队第一次走向前线时，路遇刚撤退下来的军队，在道斯的眼睛里面，一辆又一辆满载尸体的军用卡车无声而过，上面是横七竖八层叠的尸体与即将变成尸体的人们，影片在这里屏蔽了现场的熙攘与一切来自外界的声音，在尸体与道斯的眼神交汇当中，后者读出了战争的残酷。

丘东平在《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用文字表达出了此情此景：

于是人类进入了一个庄严而宁静的世界，他们的灵魂和肉体都静默下来，赤裸裸地浸浴在一种凛肃的气氛里面，摒除了平日的偏私，邪欲，不可告人的意念，好像说：

——“同志，在你的身边，我们把自己交出了，看呵，就这样，赤裸裸地！”

“交出自己”，是“非战”的一个基本构成。丘东平对“士兵”的理解是独特的，在这篇小说当中，第四连士兵们面对上头要求的盲目的工事挖掘，内心抵抗，他们所期望的是自己来守卫自己挖掘的阵地，而不仅仅是单纯毫无判断力地执行上头的命令。在之后的实际战役中，第四连又一次遭到了上头的压制，但是，这一次他们以自己强大的意志和对战争的热情背离了组织，开始独立行动。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他们失去了许多战友，没有伙夫，行军和生活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困难，但支撑他们走下去的，是我方战斗的正义性，也即胡风所说的“战斗道德的庄严”，以及个体对自我的超越。他们要完成的自我，是“把自己从胆怯与柔弱中救出，一再的使自己的惶惑的灵魂得到坚定，从而站牢着脚跟”。《第七连》中，丘东平借排长陈伟英说出自己对恐惧的认识：“恐怖是在想象中才有的，在深夜中想象的恐怖和在白天里想象的完全两样。一旦身历其境，所谓恐怖者都不是原来的想象中所有，恐怖变成没有恐怖。”小说也描写了三个小时激战后，“我”感受到灵魂由惶急而渐趋安静的过程。他们在战争的野蛮当中感受到崇高，残酷的战争只能夺去英勇斗士的身躯，但无法剥夺他的灵魂与意志。《血战钢锯岭》影片中，道斯在敌不寡众，队友死伤无数的情况下，顶着不间断的炮火，徒手救人，除了他本人强大的宗教信仰，亦包含有这种“非战”信念。

此前文坛流行的非战小说，曾经因为其自然主义的表达而为人所诟病，如孙席珍对死尸的描写：“血肉模糊凝成散乱的一堆的，被截去了头颅手足的，大煤炭似的，烂田里的田鸡似的，四肢摊开如一个大字形的，在山头山脚到处点缀着。”这种毫无美感的写法，的确能够给没有经历战争的读者提供一些想象，但为写尸体而写尸体，很难引起读者进一步的思考。丘东平对于战时生活也有许多“粗鲁”的描写，《第七连》中有一段话常被研究者引用：

吃饭，这时候几乎成为和生活完全无关的一回事。我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中完全断绝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两滴，颜色和酱油无二样。我不会觉得肚饿，我只反问自己，到底成不成为一个战斗员，当不当得起一个连长，能不能达成战斗的任务？

面对战争与恐惧，一名真正的战士已无法再考虑具体的生活本身，战争为个体提供了新的选择的权利，战争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日瓦戈医生》中的安季波夫，在人生的迷惘关头，是一辆向西行驶的军车为他指引了方向，这辆火花四射的火车，宛如一道耀眼的光芒，促使铁路工人的儿子帕沙·安季波夫放弃现有的一切，弃教从军，最后变成凌厉冷酷、凶狠残忍的红军高级指战员斯特列利尼科夫。《西线无战事》中几位成长中的年轻人米勒、克罗普、阿尔贝特，糊里糊涂踏上了一战之路，在真正的枪林弹雨之下，现实的残酷一方面激发了他们为保存自身而杀敌的原始生物本能，另一方面也使他们重新认识了战争与现实人生的关系。

我们在自己的面前逃跑，在我们的生活面前逃跑。……我们被切断了跟行动、跟渴求、跟进步的联系。我们再也不相信这些个东西了；我们相信战争。

巴比塞(H.Barbusse)在《火线》中同样详细地描写了各种腐烂的、断裂的、长肉蛆的战死尸体，但在这些尸体上面，洋溢着对生活美丽的绝唱：

有些信笺在死者的周围作着短程的飞翔。那是把尸身放在地上的时候从它们的衣兜或弹匣里滑出来的。在迎着北风鼓翅欲飞、可是被污泥粘住的雪白的一张信笺上，我微微俯身读到这一句话：“亲爱的亨利，今天欣逢你生日，天气多么美丽！”这人伏卧在地上；……而在太阳穴、面颊和脖子上已经长出了一种绿色苔藓。

“雪白的信笺”与“绿色的苔藓”，强烈的色彩对照，动与静的结合，将战争所带来的虚无感觉抒发地淋漓尽致，但远方爱情的等待又极大地告慰了阵亡的士兵，个体渺小生命中迸发出来的激情与爱，化解了战争这个宏观事件曾经带给个体的无助与胆怯，对于活下来的其他个体而言，他们仍然要随时面对生命之不堪一击的每一个瞬间，他们要把握的，只有战争。《现代》杂志介绍孙席珍《战场上》时，强调了战争与个体的矛盾，“在几次残酷战争中，几个在一起活着的同伴，勇敢的与胆怯的，都死的死了，伤的伤了，最后觉悟到救了‘国’，救了‘民’，却没有救了自己的命”，表现出厌战情绪。丘东平的“给予者”，则“支付了他的生命”，“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战争”。

面对战争之时，《给予者》中的黄伯祥，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士兵一样，是如此地渴望“家”。黄伯祥原是部队里的一位卡车司机，后来加入了十九路军抗战队伍，在决定成为一个“兵”之前，丘东平用了三个小节来进行铺垫。先是前一秒钟还在和他说话的兵士朋友，转眼就被敌人打死；再是安排一位漂亮的少尉服务员在黄伯祥面前宣扬不参军的好处；最后则是支持黄伯祥参军，但无法说出当兵好处的好友高华素之出现。面对这些负面的暗示，黄伯祥没有动摇自己要当兵的信念，但他却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身上存在无法回避的矛盾：要当兵的欲望越强烈，对家的眷恋和思念愈浓郁。黄伯祥和高华素谈过四次自己想参军，但四次都在思想中被自己的家庭与妻女延宕，而高华素对他提出的“能否回家”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一次比一次含糊、空洞。战士是一个符号、一个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象征。但是，是否真如高华素所说，高贵地战死在战壕旁成为一名勇士，就能获得个体的价值，则是黄伯祥想要弄明白的问题。不管是标榜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两次世界大战，还是民国时期的国内战争，背后都包含着权利的角逐，各个民族自身的爱国主义也充斥着狭隘性与复杂性。对于个体来说，战争很多时候都呈现出一种悖论。黄伯祥在军队中的升迁就体现出巨大的利益纠纷。因为在一位体面的中尉副官面前讲起亡友的坟墓，暗示连长贪污了牺牲兵士的埋葬费而遭报复，连长要他深入乱草丛中与逃兵肉搏。此举无异于要他去送命，因为稍后外面进来的子弹很有可能将黄伯祥与逃兵一起射死。但他奇迹般逃过一劫存活下来，之后不仅获得连长的赦免，而且升到了上士班长的职位。对此，小说中的评价是：“他已经从死中活转回来了，但是他赢得了一身的羞辱。”黄伯祥杀死的不是自己的敌人，而是一名想追求自由、脱离军队生活枷锁的弟兄，却因此受到嘉奖，“军纪”不讲人情，不服从的就只能被处死。同样的悖论存在于《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敌人猛烈的火力没有打垮这个损失惨重的第四连，但最后到来的军令，则彻底瓦解了第四连通过巨大的牺牲所换来的胜利，因为上头要他们掩护，而不是进攻，因此他们的付出毫无意义。第四连在友军强大的火力下宣告解体，他们的领队林青史，明知道回到营部将被处以极刑，仍坚持着人格的尊严，从容赴死。《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颇类似中国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你越努力杀敌，罪过越大。

如果将战争视作革命链条当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战争是不可或缺的，其存在的合理性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杜甫诗中有所揭示。认识到战争的悖论并勇敢做出判断，揭示处于其中的个体所具有的独立意识，在中外不少描写革命的作品中都有展现。如在《日瓦戈医生》中，日瓦戈是被迫卷入俄国十几年的革命中的，日瓦戈为自己的人生提供了一条平稳的情绪发展线索，不断承受战争带来的各种后果，从碎片化的生活中维持自己的信仰和对远方家的企图，寻找自己的初心。但安季波夫则是主动投入战争，战争激发了他对生命的原始感悟，也促使了他的强大。安季波夫的人生充满大起大落，他的选择以抛弃家庭始，以雪地自杀终；他选择革命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最后身处高位，却被革命背叛；他以巨大的毅力克制对家人的思念，却永远错过自己的妻女。

丘东平小说《通讯员》，主人公林吉身上体现出明显的个体反抗痕迹。《通讯员》的故事非常简单。通讯员林吉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对象——一名非常喜欢说话的担任政治工作的少年，少年在半路被敌人捕杀。事情发生后，组织并没有追究林吉的责任，但林吉却陷入了无尽的自责当中，最后在大众不停的聒噪和取笑中，吞枪自杀。作家对于少年被杀事件，只用一小节带过，其它篇幅都在描写村民对通讯员这一职业的想象、林吉怎样在自责当中行为反常、组织怎样忽略少年的死……这一切所展现的，是战争的实质。在少年被杀事件发生之前，林吉是一个沉默稳重、寡言少语的人，因此通讯员这一工作，愈发显得神秘而神圣。少年被杀事件发生之后，林吉却变得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逢人便说自己是如何失败，怎样没有做好工作。林吉在小说中经历着“无声”到“发声”的过程——当他能够“胜任”组织的工作时，他是无声的；当他思维“失常”时，他开始发声。对比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以发现同样的叙述逻辑：狂人在“发狂”的时候，写下满纸“胡言”，结尾病愈，远赴外地为官，则无声而去。这一切表明，当个体的行为符合大众认可的“正常”秩序时，其声音是被隐匿的，因为无需发声抗争，或者根本想不到要“发声”。而《通讯员》揭示的，正是战争与政治本来无涉大众日常生活的本质，通讯员的一系列工作，其意义只作为村民茶语饭后之谈资。是少年的死，让林吉的内心产生抗争，亦让他看清，对于庞大的战争体系来说，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个体的生命竟然可以在战争的名义下无声无息地消解，这是多大的震撼！于是林吉终于离开了他神圣的工作，变成了一名深刻的怀疑者，质疑战争，质疑生命本身，由此亦不难理解他最后为什么要吞枪自杀。

个体在战争中的极端脆弱性，使其需要通过一些辅助性的手段来帮助自己释放情绪，如上前线时贴身带着自己爱人的信件；又如在日常的行军途中，每天用小锉刀一圈一圈去琢磨套进圆木的铝环套，只为给自己的妻子做戒指等。战争中无可避免的一个场景，是炮火中旁边的人在死去，不管他是自己的战友，还是敌人；不管他是一下死去，还是慢慢死去；但终归身边的人总是在一个个死去。《火线》中的年轻士兵在发现一具炊事兵尸体时，下意识地去寻找他的名牌，因为太多人与他一样湮没无闻，而更可怕的是，今天对方的结局可能就是明天自己的未来。《西线无战事》中，“我”在救助一名受重伤的敌人失败之后，满脑子胡思乱想，甚至觉得是自己杀了对方，在与死人共处的几个小时里，“我”无法抑止地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战友，并一点一点去探寻这位法国兵皮夹里面的秘密。“我”想象着他的回忆，“我”回忆着他的想象，“我”通过皮夹中简短的信件与他妻女的照片，走进了那个对我来说本是陌生，但现在却又无比亲近的生活场景。因为在极度的饥饿、危险、紧张当中，“我”终于悟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而为了拯救自己，“我”在回忆中找到了现实，在虚幻中找到了“家”。战争在瞬间爆发的巨大杀伤力，显示出个体生命的渺小，“对于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个月，一个礼拜来计算，慢慢的用一天，用一个钟头，用一秒，现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时间”；而“所有这些个事情，如今我们还在作战的时候，都像一块石头那样沉在我们的心底，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才会重新醒悟过来，而到那时才会开始关于生死问题的探讨”。这种将生死置于一侧的态度，并不是逃避，更不是虚无，而是亲身参与战争之后个体做出的自我调适。对死之尊严与对生之繁荣的追求一样，真正的士兵从不会放弃。《第七连》的连长丘俊，曾经决定在重伤的时候自杀，但最后他并没有这样做，尽管左颈、左眼皮、左手遭受重创，鲜红的血淋透半边军服，但自己毕竟还有两条腿可以走！

胡风曾给予丘东平小说很高评价，认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是“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一首最壮丽的史诗”。丘东平的创作出现在中国文坛的转向时期，“革命文学”的兴起与抗战的爆发使得当时的作家群体很难再置身时代潮流之外，丘东平说的“到前线去干起工作来吧，我们必得先认识中国民族怎样地在战斗，以为将来的文学创作作准备”成为不少年轻作家的共识。丘东平是“左联”的成员之一，但其写作溢出了左翼的“现实主义”原则，他在作品中如此直接又长久地开掘战时人物心理描写的领域，在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刻，丘东平没有讴歌人物的英雄主义，反而赋予他们最白纸一张的简笔画印象。与此同时，他对战争悖论的关注，超出了同时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主流话语“规划”好的范围，他对战争的性质、人物的作用、个体的价值进行了再思考，并提供了对于战争文学之“非战性”的思路：拥抱战争，交出自己，勇敢面对死之尊严与生之追求。五四时期的“非战小说”更多倾向于描写军阀混战与士兵艰苦，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与批判意味；丘东平的小说则较少进行这种价值判断，而是将描写的笔触回到战争与事件本身。丘东平总说自己写得粗糙，态度也有点粗糙，要胡风严格要求他，而胡风也乐于为他的为人作文作出“规范”，但实际上，这一“规范”更多来自于丘东平内心的真诚和他“战斗道德的庄严的意识”。

因为对创作方向与路径有着共同的体认，胡风作为他的好友，曾在不同的场合为丘东平的为人与作品辩解：二者皆粗犷凌厉、真挚率性。丘东平对于自己的创作曾提出很高远的目标，要“包含着尼采的强音，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但他的作品显然没有达到这个预期。不过正如舒允中所说：“七月派”在创作过程中一直执行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即“真实是非观念性的、具体的、复杂的，并与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丘东平的小说中贯穿的正是这种对生活的理解与强调。用“革命历史叙事”来表述丘东平的作品，或许过于宏大，尽管丘东平曾加入农民自卫军、十九路军和新四军，曾投身海陆丰农民起义、淞沪会战、福建事变等各种战役，他的整个人生都在“战争”中度过，但丘东平看重的，仍然是战争中人的体验与感受、人对战争实质的领悟。在这种紧张的军事生活中，有个体对自身的严肃自律，以抵制来自外界的各种诱惑：

——“这是我自己的哲学，”我说，“我现在一碰到漂亮的女人都要避开，因为她要引动我想起了许多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想头，……”

我们的特务长从太仓带来了一个留声机，我叫他把这留声机交给我，我把所有的胶片完全毁坏。因为我连音乐也怕听。

也有战争中的“狂欢”：

新制的柑黄色的衣橱的抽屉被搬出来了，这里有女人的裙子，孩子的玩具，真美善书局发行的黑皮银字的《克鲁泡特金全集》、席勒的《强盗》、小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还有像牙制的又小又精致的人体的骷髅标本，而最重要的还是酒和火腿。

所有的人们都被吸引着来了，女人的袜子套在鼻尖上，书籍在空中飞舞，衣橱的抽屉成为向敌对者攻击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