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笔记 - 公司新闻 -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尚魅蜜语化妆品商行

作者在本书第一章开头，却从一起财富分配问题引起的冲突切入。

《21世纪资本论》笔记

这是2012年8月16日，发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一起严重的劳资冲突惨案：当地矿工要求把每月工资从大约500欧元，涨到大约1000欧元；但总部设在伦敦的这家大型矿业公司坚决反对，于是成千上万名矿工罢工，和当地警方发生冲突，结果数百人被打伤，34名矿工在冲突中死亡。这一事件震惊全球，在各方压力下，矿业公司同意给矿工加薪，加了多少呢？每人每月加了大约75欧元，也就是涨薪15%左右。

这个冲突虽是个例，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其实充斥着许多不满和争议。本书作者用了185页的篇幅，分析从1700年至今，全球财富分配情况，给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答案：

虽然现在随着互联网和信息化的普及，全球的发展在逐步缩小差距，但是在过去300年里，全球的财富鸿沟实际上在拉大。

作者的观察可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通过分析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总结得出的。要说清几百年的全球财富分配事实，最难的就是如何获得完整、可靠的经济数据。

如今，我们都非常熟悉各种经济统计数据。但全世界开始比较成体系地统计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和法国等少数国家的一些经济研究者才开始尝试。之后，更多统计方法应用于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测算，相关数据的可比性、真实性大大提高，更多事实也显现出来。

首先，我们从全球的整体情况来看，全球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速度飞快。

从1700年到2012年这300多年里，全世界有统计数据的国家，人均经济产出的增速，和同期人口增速大致相当，差不多是每年增长0.8%。这个速度不算快，因为受战乱或地方冲突的影响，其中有些年份里部分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都有负增长，所以平均下来就是很低的数字。

即使如此，在过去3个世纪中，全球人均产出和财富积累也差不多增长了10倍。

以作者写这本书时统计数据为例，截至2012年，全世界60多亿人的人均收入大约是每月760欧元，而在300多年前，1700年的时候，这个数据大约还不到70欧元。

其次，从全球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来看，人均产出和财富积累的差距更大。

比如欧洲最富裕的一些国家，像瑞士，2012年的人均收入大约是7万欧元，英国3.5万欧元。

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年度人均收入还不到800欧元，这仅仅相当于2012年全球人均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瑞士的百分之一，英国五十分之一，也仅仅相当于1700年全球人均收入水平，可见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财富鸿沟有多大。

那么，不同国家如此巨大的财富鸿沟，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作者认为，

作者在书中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例，在1700年时，这些国家的人均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0欧元；但300多年后，到2012年就增长到了2500欧元，也就是每年3万欧元以上。等于300多年里，发达国家的人均月收入增长了25倍。

前面我们说了，同时段里全球人均收入，才增长10倍，而这些发达国家竟然同期增长25倍，所以，巨大的财富鸿沟就出现了。

所以，不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300年里没有任何发展，而是发达国家在这期间的发展更快，所以虽然落后地区在追赶，却越来越追不上。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发展更快？

有很多原因。比如在这300年里，发达国家主导实施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多次工业化，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他们通过18世纪的殖民扩张、19世纪的商品扩张和20世纪的资本扩张，实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全面领先发展，也因此积累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

特别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产业方面的发展优势明显，从国家到民众，都因此以更快的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所以虽然落后地区也在努力追赶，却越来越有点追不上了。

比如，

由于科技应用和工业化程度更高，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人平均工作时间更短，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多，但享受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更多，需要支出的成本更少，可用于储蓄和投资的收入更多。

同时，他们也有更多的时间、机会和资源，进行工作以外的能力提升，从事投资等财富管理尝试，综合性财富效应明显领先。

讲到这里，你也可以进一步思考：这样扩大化的财富鸿沟，主要是在过去300多年里哪些时间段发生的？

你可能也想到了，结论是：20世纪。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具体看待。

前面我们提到，从1700年至2012年这300多年里，全球人均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是0.8%。但细分一下时间段，

在18世纪的增长是最慢的，年均增速仅为0.1%，100年里才增长10%
到19世纪就好多了，年均增速上升到0.9%，也就是100年里增长了90%
而到了20世纪这100年，全球人均产出的年增速进一步上升到1.6%，也就是100年里增长了160%

这才把300年的平均增速拉升到了0.8%左右。

我们再来看一组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的西欧国家的数据。在过去300多年里，人均产出的年平均增速为1%，高于全球平均数。

但在18世纪，也就是头一个百年里，西欧国家的年均增速仅为0.2%，也不怎么样
但到第二个百年，19世纪，年均增速就上升到1.1%
到第三个百年，20世纪，进一步上升到1.9%，也就是100年里增长了190%

前边我们说了，全球人均产出在这20世纪后的这100年里才增长160%，所以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财富鸿沟就不断被拉大了。

还以西欧国家为例，在18、19世纪整整两百年里，人均月收入增长了将近4倍，从相当于100欧元，增长到20世纪的不足400欧元，但在之后一个世纪，到2010年，西欧人均月收入就达到了2500欧元，也就是在这最近一百年，增长了6倍多。

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其他落后地区，无论是在过去300年里，还是在20世纪这100年里，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速度，都差得很远。

除了刚才提到的发展速度，还有发展基数。由于落后地区本身的发展基础更弱，基数更小，财富鸿沟就越拉越大。

考察过去300年全球不同地区购买力的变化，可以进一步理解，不同国家和不同阶层的人群，他们的可支配收入里，究竟有多少会用于消费，又有多少可用于储蓄和投资，而正是储蓄和投资差异，又会进一步拉大全球的财富鸿沟。

要分析民众的购买力，作者认为，主要看工业品、食品和服务业三种类型的商品和服务。

第一类是工业品，比如服装鞋帽、锅碗瓢盆。由于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这类商品的价格相对于总体价格是持续下降的，因此越是发达国家和富裕人群，越可以花更少的钱购买工业品，从而有更多的钱用于储蓄和投资，这会直接增加居民的财富效应。
第二类是食品，从长期来看，由于生产率提高，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养活更多人。但从全球来看，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速，总体上不如工业部门的进步快，因此食品价格的变化，和总体平均价格基本相当。这就意味着，在食品花费上，很难因减少消费而增加储蓄和投资。
第三类是服务业，生产率增速很慢，甚至会下降，因此服务价格的上涨速度，反而会高于总体的平均价格。比如同样是剪头发，100年前要花费的时间，和现在差不多，而理发师的人力成本早就上升了。因此在发达国家，服务价格上升，会导致居民购买力下降，这会增加发达国家中下阶层的消费支出，也会影响他们的储蓄和投资。

从1700年至今的300多年里，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飞快，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异巨大。
全球财富鸿沟的形成有两点原因，一是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发展中国家；二是发达国家完善的社会福利，促使其可支配收入更多，综合性财富效应领先。
20世纪以来，全球财富鸿沟不断拉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均产出、人均收入和购买力。

在过去300多年里，世界各国的财富鸿沟越来越大。但是作者皮凯蒂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的民众普遍富裕，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普遍贫穷。真正决定贫富的，是各阶层的收入来源差异，而决定收入差异的，则是背后的资产结构差异。

近些年，你肯定对一个词不陌生，“睡后收入”，指的是睡着了也能产生的收入。这跟我们平常理解的需要付出时间成本的上班所得、劳动收入很不一样。这些不同收入的来源，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资产结构。

作者在书中把收入来源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劳动收入，这个很好理解，只要付出劳动人人可得
另一个是资本收入，这个必须基于已有的资本或资产，比如土地、现金、证券或股权等等。马克思曾称这些为“生息资本”，生息就是产生利息的意思，指的是为收取利息，而暂时转让给别人使用的资本货币。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睡后收入”。

作者认为，资本收入的差异，是导致各阶层资产结构差异巨大的根本原因。

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作者没有从严谨的经济数据入手，而是谈起了欧美国家19世纪的经典文学名著。

作者皮凯蒂从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切入，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普通民众或落魄贵族，很难通过工作和学习积累更多财富。当时最好的财富积累方式，就是靠继承财产，获得利息收入，因此没有多少人会安心工作。

比如小说里提到，一名年轻人想要出人头地，如果他学习法律，运气好的话，30岁能当一名年薪1200法郎的法官；运气更好一点，还有靠山，才有机会当上年薪5000法郎的皇家检察官；他们最终出路，是争取在40岁升任首席检察官，在50岁成为大律师，年收入可以达到5万法郎以上。

但这条路有多难走呢？当时全法国，首席检察官职位只有20个，而为此奋斗、争取候补的，就有2万多人。而这样折腾好几十年，最幸运的成功者，也比不上他娶到一名富家私生女。因为这个富家私生女，她继承了100万法郎的家产。

参照当时法国各类资产的年均收益率，100万法郎每年至少有5万法郎的固定收入，比首席检察官和大律师都挣得多。所以，当时拥有财富的阶层，首先想的，都是如何通过传承，保存资产总量。

类似情况，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也差不多。作者引述经典小说《飘》的描述，女主角郝思嘉有众多追求者，他们都无法靠学业或天赋确保舒适的生活，因此这些年轻人要么从父辈那里继承一大笔财产，要么追求郝思嘉，从而分得拥有大型种植园的岳父的财产。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普通年轻人，也还是更期望通过继承财产来积累财富，而不是主要指望劳动收入。

比如当时一个普通出身的年轻人，工作后买不起房子，每月收入30%-40%要拿来租房，加上日常花销，很难有现金储蓄或其他资产。

但同样出身的另一位年轻人，如果在工作后不久继承了一套小公寓。这位年轻人的收入花销和资产结构立刻会大变：他可以省下房租，用于储蓄，慢慢可以有利息收入，积累了更多现金后，还可以买股票或其他资产。两名年轻人的财富积累和资产结构，就拉开了差距。

好在今天的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普遍设立了更严格的遗产继承法，继承财产者需要交一大笔遗产税。因此和那些聪明、勤奋、靠劳动获得收入的年轻人相比，有机会继承遗产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了19世纪那种天然的优越感和财富优势了。

我们再把视线从文学小说中抽离回现实，要分析欧美国家各阶层的收入和财富积累差距，就涉及两重要问题，

一是社会阶层分类
二是收入来源分类

根据作者在书中第200页提出的分类法，

收入处于社会底层的50%，被视为下层社会
收入居于中间的40%，是中产阶层
收入最高的10%，被视为上层社会

你看，作者的分类法，既不是把社会平均划分为三部分，也不是 “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当然还不是简单的两分法。他强调，他划分的中产阶层这一类，是指比多数人过得好一些，但离真正的社会上层精英还很远的人。这里作者最关注的是那50%底层社会的人。

前边我们讲到，收入来源主要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

关于劳动收入，包括工资，也包括各种非工资性收入，比如奖金、津贴、补助等等。

在考察这三个社会阶层的收入来源差异时，作者发现：随着时代的演变，基于劳动收入的阶层分配差异较小。

比如1970年-1990年间，北欧福利国家，10%的上层社会，拿走总工资的20%
50%的底层社会，拿走总工资的35%

在这里，劳动收入带来的阶层贫富差距最小。

法国和德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但劳动收入带来的贫富差距也不大。

上层社会拿走总工资的25%-30%，比北欧国家多
但法国和德国的底层社会，可以拿40%-45%
反而是中产阶层，只能拿30%左右

不过，劳动收入的阶层分配，并不总是呈现为“温和的不平等”，在有的国家，也会出现巨大反差。

比如21世纪初的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上层社会，拿走总工资的35%，比欧洲国家拿得更多；而50%的底层社会，只能拿总工资的25%，比欧洲国家拿得更少。所以作者提醒，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底层社会有那么多的不满。

关于资本收入，主要是各种资本所有权带来的收入，它不依赖劳动，按19世纪的划分，包括

房租
股息
利息
版税
利润
资本收益等

从历史数据看，比起劳动收入的分配差距，真正引发各阶层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资本收入，这最终影响了他们的财富积累和资产结构。

比如前面提到的北欧福利国家，单看工资收入分配，上层社会并没有比底层社会更多吃多占，但进一步看，把股票、房产等各类资产和工资分配加在一起，这些北欧国家的国民财富，在各阶层的分配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最富裕的10%的上层社会，占有国民财富总量的50%，这还不包括被他们刻意隐瞒不报的一些财产
而最穷的50%的底层社会，只占有国民财富总量的10%左右。可见北欧福利国家的阶层贫富差距有多大！

从这个角度看欧洲国家，

2010年以来，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的上层社会，占有的国民财富都在60%以上
美国更夸张，占有72%的国民财富

而这些国家最穷的50%的下层社会

在欧洲国家只占国民财富的4%-5%
在美国更惨，只占2%左右

所以前几年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国民财富分配差距的抗议。

资本收入带来的财富分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作者发现，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是会更集中，这就导致了同样拥有大量资本的社会阶层，如果管理不善，投资不对路，资产风险无时不在；而如果投资管理得法，这一部分拥有资本的人，就有机会获得更大的财富积累。

而要避免因为资本收入的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拉大，看起来最重要的解决之道，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三险一金”或“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体制。意思是说，人人拿出一定比例的工资，作为社会共享的资本存量，只要缴费时间够长，退休之后就可以从共享的资本存量积累中提取一部分，作为每月的基本开销，这其实就是退休金制度。

这其实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共享社保体系，它可以在不直接增加底层民众收入的情况下，通过养老金、失业补助、家庭补贴、低收入补助等转移支付或替代收入等方式，事实上提高底层民众的消费能力，甚至部分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减轻他们的消费支出压力。

往少了说，这会减少底层人群的负债；往多了说，还有可能增加他们的储蓄甚至投资。总之就是缓解他们的焦虑，也缓解社会矛盾和阶层冲突。但由此带来的社会负担和财政支出增长，则是新的考验。

无论是巴尔扎克描述的19世纪的法国社会，还是直到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通过工作积累财富，远不如继承财产来得快。
欧美各阶层的收入和财富积累差距，主要来自于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差距是相对温和的不平等。
真正引发发达国家各阶层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资本收入，这最终影响了他们的财富积累和资产结构。完善社会福利是化解方法之一。

上文我们讲到欧美各阶层的财富差距，主要来自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其中各阶层的劳动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资本收入带来的财富分配反差巨大。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个基本事实，劳动收入远远赶不上资本收入高。

所以，这章我接着分享这本书的第三个主题：为什么资本收益总比劳动收入高？

在此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欧美名校毕业生，首选的职业会是什么吗？是投资银行和咨询顾问，原因很简单，收入高。

我认识几位从哈佛、哥大毕业的中国学生，他们经过层层筛选，进入华尔街知名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第一年起薪5万-8万美元，五年后年薪涨到15万-20万美元，十年后可达30万-50万美元。

但这些名校毕业生并不觉得有多牛。因为他们会经常提到几位从哈佛辍学创业的校友，比如1975年退学的比尔·盖茨，2004年退学的扎克伯格。2020年，盖茨个人财富106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扎克伯格个人财富84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五。他们的资本收益太高了。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12年，微软公司股价22美元，当年上市的Facebook，股价不到30美元；如今9年过去，微软股价280美元，Facebook股价350美元，都涨了12倍左右。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2007年苹果推出智能手机，公司股价不到3美元；14年后苹果股价145美元，涨了将近50倍。

听起来这个事实可能很扎心，但是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告诉我们，无论多么金光闪闪的劳动收入，在面对股权和资本收益时，都不值一提。

虽然欧美国家中产阶层和底层的劳动收入一直在增长，但增长速度远不如上层社会和中产阶层的资本收入增长快。特别是上层社会，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产业进步中获得的资本收益最大；同时，那些善于抓住机会，买入房产、股票等资产的人，收益也很丰厚。

那是不是存在像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劳动者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被资本家等资本所有人多吃多占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资本收益究竟包括哪些收入。根据作者在书中的分类，并参考相关金融专业材料，目前大家有共识的资本收益，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资本带来的利息、租金等所有权增值收益。从历史数据看，所有权增值收益的增长，往往和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速、产业增长或平均投资收益水平比较接近。因此是可预期的，它可能会略高于同时期平均劳动收入增长，但不会差太多。比如，
- 作者在书中提到：19世纪法国的很多资产的年收益，大约是5%，当时的土地出租、债券等资产收益，大致如此。
- 再比如欧美国家有不少公司设计了一类特殊股票，叫优先股，持有者可以优先分红，但不参与公司管理投票决策。这种优先股每年的现金分红，大致相当于当年股价的3%-5%，好的年份会达到6%-8%，非常受欢迎。如果仅算持有资产的这部分收益，你会发现收入差距是不明显的。无论是利率、地租还是优先股的现金分红，它给持有这类资产的所有者带来的，是个位数的平均收入的增长，这并不会造成各阶层收入的巨大差异。
二是各类资本或资产内在价值变化。这一点一直被社会底层所忽略，听起来也有点难以理解，我先带你看一个例子。比如，同样有1万欧元现金时，一个英国人选择买汇丰银行的股票，每年可以分得现金红利500欧元，年度收益是5%；另一位法国人选择买欧盟债券，年利率假设也是5%，等于每年也可以获得500欧元利率收益。看起来两个人的资本增值收入是一样的。其实并不一样。假设当年汇丰银行的股票上涨了10%，这名英国人选择在分红获利后卖掉股票，他一共收回11500欧元，其中1万欧元是本金，1000欧元是汇丰股票价值的升值，500欧元是汇丰股票的分红。而法国人当年也兑现了欧盟债券投资，一共收回10500欧元，其中1万欧元是本金，500欧元是债券年度收益。相比之下，由于投资品种，也就是资产属性不一样，他没能获得资产价值增加带来的收益。当然，如果当年汇丰股价下跌了10%，英国人还是选择在分红后卖掉股票，那他只能收回9500欧元，其中9000欧元是亏损了10%之后的本金，500元是股票现金分红。这样他当年的投资收益实际上亏损5%，这也是这类资产的风险之所在。上面这个例子，抽掉了很多变化条件，是一个最简单的不同资产投资收益差异对比。实际上，正是由于很多资产内在价值会提升，因此拥有这类资产的人，就会获得远高于其他人的资本收益。

而过去300年，特别是20世纪以来这100多年的历史证明，欧美发达国家的很多大类资产，比如

伦敦、巴黎、纽约等核心城市的房地产
热门旅游地区的房地产
工业和科技等主要行业的龙头公司股价
主要共同基金或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等

均是单边持续向上增长。

虽然其间有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有二战、有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有1987年华尔街股灾、有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甚至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都没有从长期趋势上改变大类资产的升值趋势，这远比劳动收入高得多。所以，持有这些优质资产的人，就成了资本收益的最大赢家。

当资本收益总是比劳动收入高时，在发达国家就越容易形成日益明显的财富集中度。而越高的财富集中度，则意味着掌握财富的上层社会，只会更多地获取资本收益，而不是获取劳动收入。

因此，观察一个国家的财富集中度变化，也可以看到资本收益究竟是不是比劳动收入更高。

为此，作者在书中梳理了法国、英国、瑞典、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产持有和财富集中度情况，可以明显看到其起伏变化，但仍然偏高的历史事实。

从1810年开始，这些国家10%的上层社会人群，大致拥有所在国80%左右的国民财富，集中度已经非常高
但在之后的100年里，资本主义经历了生产繁荣和财富创造，但劳动者拿到的劳动收入受到较多压榨，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分配明显更高，加上当时的土地、股票和债券等资产的增值，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0%的上层社会人群拥有的国民财富稳定上升，到1910年竟占90%左右。
之后经历一战、二战，经历欧美国家全球殖民地的分裂和民族独立，发达国家内部不得不进行收入分配调节，也就是适度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增加对所得税、消费税的征收，10%的上层社会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才出现历史性持续下降，到1970年占比降至60%左右。
但随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加速、科技创新加速、金融自由化加速，各类投资基金和资产价值重估，资本收益再次明显超过同时期的劳动收入增长速度，欧美国家10%的上层社会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比例，开始出现重要分化。
- 一类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上层社会占有国民财富的比例缓慢而稳定上升，到2010年，基本上恢复为占有70%左右的国民财富。原因也很简单，这两个国家拥有最先进完善的金融体系，可投资资产最多，创新创业带来的高估值资产更多，因此财富集中度增加最快。
- 另一类则是以法国和瑞典为代表，上层社会占有国民财富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降到60%左右后，就几乎停留在此，没有出现英美两国那样的缓慢上升。比如法国，1970年是61%，2010年不过62%；再比如瑞典，1970年降至55%，2010年勉强恢复到59%左右。原因也不复杂，这些国家金融投资的成熟度，民众的参与度，可投资的高估值资产，都不如英美两国。所以他们的财富集中度也不如英美两国。民众因资产收益而导致的财富积累差距，也会更小。

因此，资产收益差距，会带来财富积累的差距。比如1987年至2013年，全球经济年平均增速3.3%，成年人口年平均收入增长只有1.4%，但成年人口年平均财富积累增长有2.1%；这都不如全球最富裕的顶级人群。他们的财富年平均增长6.4%至6.8%，主要就是因为这一时期房地产和股票总体上明显增值，超过劳动收入的增长。

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无论多么金光闪闪的劳动收入，在面对股权和资本收入时，都不值一提。
资本收益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资本带来的所有权增值收益，这部分收益并不会明显超越同期劳动收入增长；二是资本内在价值提升，这是造成各阶层巨大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当资本收益总是高于劳动收入时，在发达国家就越容易形成财富集中度，从而更多地获取资本收益。

前边我们谈到，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上层人群的资本收益增速明显快于劳动收入，所以财富积累更快，全球财富分配也更加不平等。因此，仅从提高最低工资，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增加社会福利等方面入手，并不能真正解决全球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

那么，如何破解全球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

全球财富分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个是各国和各阶层如何再分配
另一个是政府和民众之间财富如何再分配

作者在书中一直强调，导致全球财富鸿沟逐步加大的根本原因，不是劳动收入，而是资本收益，这就引出了这章我们要涉及的一个问题——“承袭资本主义”。

“承袭资本主义”是作者创造的一个新词，和财产继承有关系。你可能听起来有点陌生，用当下流行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拼爹”。

简单来说就是富人比穷人的钱多，富人把钱留给子女，穷人可能把债务留给子女，这就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承袭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子女的金钱、资源和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奋斗得来的，而是从父母手中继承来的。因此，“承袭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出现，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创新活力丧失等一系列问题。

在作者看来，核心就是要不要以及如何对发达国家上层社会的资本增值和遗产进行征税。所以，作者在书中提出，要在全球实施“累进资本税”，也就是税率随着资本收益的增加逐年上升。

为了论证开征全球性累进资本税的必要性，作者首先以美国、英国、法国和瑞典四个发达国家为例，分析税收收入的历史变化，提出适度增加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对减少贫富差距也是非常必要的。

比如在19世纪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四个国家都是典型的低税收国家，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不到10%，其中美国只有7%-8%。

低税收的好处是藏富于民，但坏处也很明显。由于税收收入太少，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当时只能履行一些基本职能，比如治安、法治、军队、外交以及一般性民事管理。对于需要更多预算支持的教育、医疗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政府就无能为力了。

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因战时需要提高了税收。在一战之后不久又有二战，加上各种社会福利开支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从1920年至1980年，这些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可以说是直线上升。美国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7%-8%提升至30%左右；英国更多，占比40%；欧洲大陆则占比45%-55%，北欧国家最高。

作者认为，这些发达国家提高税收，是他们在20世纪进行建设所必需的，也是缩减国内贫富差距的必要举措。

因为发达国家政府收入增加后，主要在两个方面承担更多社会职能，

一是医疗和教育
二是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医疗教育开支，这一部分约占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10%-15%，主要是中小学免费教育，部分大学公立；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有全民公共医疗保险覆盖，美国老人和穷人也有公共医疗保险。

再来看第二点，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可能有的同学对这两个名词不太熟悉，我先简单解释一下。

替代收入，是指弥补由于长期疾病、永久性伤害，甚至退休等因素而损失的收入，比如养老金、社保金等。

转移支付，是指政府或企业无偿地支付给个人以增加其收入和购买力的费用，比如失业救济金、低保收入等。

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在发达国家，占国民收入的10%-15%，和医疗教育开支大体相当。这两部分对于穷人改善收入和生活至关重要，通过养老金、失业救济金、家庭补贴以及低收入补助等形式，这部分开支可以直接变成穷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因此，把政府承担的医疗教育开支，以及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这两项相加，就可知：政府总的社会开支，应占到国民收入的25%-35%，起码要占20%以上。发达国家的税收占国民收入30%-55%，是必要的。

但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情况就差远了。以1970年至1980年为例，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南亚，政府税收只占国民收入的10%-15%，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做不了太多事。拉美、北非和东亚国家的政府好一点，占比15%-20%，还是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前边我们讲过，由于发达国家居民享受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更多，个人需要支出的成本更少，可用于储蓄和投资的收入更多，就有更多的时间、机会和资源，进行工作以外的能力提升，从事投资等财富管理尝试，所以综合性财富效应明显领先。

但是随着发达国家税收呈上升趋势，发展中国家税收增加却并不明显，两类国家能力和财富的双重反差也在逐步拉大。

因此，作者认为全球征收“累进资本税”将让欠发达国家直接受益，应尽快推进落实。

我国现在正在推行的“共同富裕”也是同样的目的。

前面说过，为了覆盖基本的教育、医疗、转移支付开支，国家需要拿出国民收入的30%进行开支，那这个税要向谁征收呢？

答案就是中产阶级，低收入人群由于可支配收入低于起征点，是国家倾斜扶持的对象，同时要提高中产阶级的数量，也就是国家提出的，要将中产收入人群数量翻倍，这样的结果就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税基。

但是，2013年作者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也引发了无数争议。比如，有人问为什么必须是全球性征收累进资本税，而不是加征累进所得税、消费税或者其他税种？

对此，作者在书中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回应，有关这项政策的具体主张，在书中第十五章有详细阐述，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书中仔细看看，我先简要带你梳理一遍。

首先，作者认为所得税包括了对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都征税。但针对劳动收入实施累进税，是对靠劳动收入为主的社会精英的打击。
其次，消费税一直不被公众接受和喜欢，如果针对日用品征收更多消费税，只会加重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如果是针对少数奢侈品或致瘾性消费征税，也会打击这类消费，何况烟酒的消费税已经足够高了。
最后，20世纪开始出现的第四类税种，也就是对政府发起的社保项目缴费，比如养老、医疗、失业等，在作者看来是特殊的所得税，也不宜提高太多，因为这会直接减少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所以结论就是：在全球征收累进资本税，再配合更高的国际金融透明度，是有利于缩小全球贫富差距的重要政策选择。

但是，想要对发达国家10%的最富的上层社会征收“累进资本税”，也是困难重重。这个人群，恰恰是各国重要政策的讨论者或决策者，要征他们的资本税，无异于与虎谋皮。

不过，作者也强调，征收累进资本税，并不是一上来就要大刀阔斧地对资本征收重税，按资产额累进收税，而是建议全球各国政府联合行动，先对全球所有资产征收0.1%的年度税率，重点在于通过这项税收，把全球所有人的财富强制申报法律化，从而为后续全球治理提供基础。

他在书中坦承，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作，可以说障碍重重，但如果能够全球协作成功，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可以将全球的财富更有效地置于全球民主的监督之下，有效监管全球的银行体系和国际资本流动。如何理解这句话呢，以打击黑钱或监控游资为例，作者说的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确实在加强信息交换和监管协作，对于涉黑、涉赌或涉及恐怖主义的异常账户和财富，进行坚决打击，效果明显。这也可以有效抑制富人不当资本的增值。
二是对资本征税，能够在保证经济开放和竞争格局的前提下，积极促进公共利益，同时适度矫正私人利益的过度膨胀。如果征收累进资本税的做法只在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进行，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大量财富反而会从实施这种政策的国家逃离，流向不实施这种政策的国家。结果不仅造成原来的国家财富外流，同时会加重财富流入国的贫富差距。

所以作者希望，面对21世纪的全球资本流动与增值，各国政府应当在未来国家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不仅要在税收和社会开支的体制上作出重大改革，也要建立长效的经济干预机制；不仅要调和资本主义根源性的不平等，更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一句话总结就是，全球政府必须积极作为，联合行动，开征累进资本税。

防止贫富差距拉大最理想的政策，是在全球实施“累进资本税”，让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更有效监管银行体系和全球资本流动。
在1920年至1980年间，发达国家普遍增加税收收入，主要用于承担更多社会职能，包括医疗和教育，以及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
在全球征收0.1%的年度累进资本税，再配合更高的国际金融透明度，有利于缩小全球贫富差距，欠发达国家将是主要受益者。

说到加强干预，在市场经济环境里，通常是指政府与市场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在过去500年的历史演变中，大致分为两派：

一个是市场主导派，也就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充分鼓励市场自发运行、自我调节。比如公司和个人的财富积累与分配，只要依法合规，就应当充分尊重并保护，而不能以各种方式进行干预。
另一个是政府主导派，也就是政府必须干预经济活动，不能任由市场自发运行，以免出现混乱和失控。比如公司和个人的财富积累与分配，除了要依法合规，还要考虑社会公平以及特定政策需要。

很显然，这两派各有侧重，都有道理。在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大致是以市场主导派为主，但政府主导派有时也会冒头，特别是经济出现大萧条，或社会动荡，以及处于战时状态。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互动，是观察财经世界，观察经济乃至把握未来机会的一个关键落脚点。我们不能单一看待，而是要根据国民和市场的需要，关键看政府和市场能不能灵活恰当地互动，相互成就，保持良性循环。

那么，全球的财富积累与分配，在21世纪是不是到了必须加强干预的地步呢？如果是，具体又应当如何干预？

作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主要原因是欧美发达国家政府的公共债务问题日益严重，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我们先看欧洲的情况，作者提醒说，这里既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私人财富，也有最难解决的债务危机。也就是部分国家的国民挺有钱，但国家是真穷。财政收入不堪重负，公共债务越来越多，导致国家的一切基本职能开支，比如治安、军队以及一般性民事管理都无法有序开展，更不要提预算更多的教育、医疗以及社会福利。而且，很有可能因为政府举债导致国家经济长期低迷甚至崩盘。

根据历史经验和相关条约，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上限，有两个红线参数预警：

第一，政府预算赤字，不应超过本国GDP的3%；
第二，国家公共债务不应超过本国GDP的60%，超过了通常很危险。

比如2009年，欧洲国家预算赤字就普遍飙升。

当时西班牙预算赤字相当于本国GDP的9.8%
德国预算赤字相当于本国GDP的5.5%，引发了全球恐慌

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

西班牙预算赤字占本国GDP比重超过10%
德国占8.6%，纷纷创了新高

再比如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就更严重。在2009年，

希腊主权债务相当于它GDP的113%
整个欧盟国家当时的主权债务相当于欧盟GDP的80%以上

而到了2020年，同样由于新冠疫情冲击，

英国的主权债务相当于其GDP的103.5%，创下1960年以来的新高。

不只是欧洲国家，美国的赤字和债务情况也很严重。

2020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3.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6.1%，创下1945年以来的新高
美国债务总额更大，24.5万亿美元，超过了其当年GDP总量

同时，从2009年以来，全球债务规模一直在上升，其中以发达国家政府借债最多。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同样受新冠疫情冲击，到2020年底，

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相当于它们GDP的124.2%
而新兴市场国家借债比较克制，仅相当于其GDP的60.8%

根据作者2013年写这本书时的分析，要处理政府预算赤字和高额债务问题，必然涉及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政府为了加强对财富分配的干预，可以通过扩大开支而筹措资金，通常有两种干预手段：

一是收更多税
二是借更多债

发达国家主要选择了第二种手段，多借债。这看起来不会与民争利，但是不要忘了，政府债务是要还的，最终还得由全体国民花更长时间来买单。所以作者问：为什么不考虑加税呢？

作者当然知道，讨论加税，通常会引发山呼海啸般的争议。如何做到像拔鹅毛一样，既拔了毛，鹅还不会叫、不会啄你一口，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艺术。

因此作者换了一种思路，把直接讨论加强对财富积累和分配的干预，间接转换为讨论解决欧洲发达国家的现状和根本问题，也就是如何削减公共债务。

根据各方经验，作者提出了削减公共债务的三种预设方案：

一是统一征收资本税
二是容忍通货膨胀
三是实施财政紧缩

1）征收资本税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统一征收资本税。根据简单测算，最令人满意的削减公共债务的办法，就是统一征收私人资本特别税。

比如统一征15%的税，这在欧美发达国家，差不多是接近1年的国民收入，基本上可以还掉所有公共债务，同时国家也能继续为国民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

但这个办法也有问题，要对欧洲全部私人资产统一征收15%的特别税，真成了赤裸裸的与民争利。别说富人不会同意，中产阶层和底层人民也不一定乐意。在他们看来，自己可怜的那点资产，也要交15%的特别税，凭什么呢？所以统一税率的方法不可行。

我国现在准备推行的房产税，其本质上也是一种资本持有税。

2）容忍通货膨胀

再来看第二点，容忍通货膨胀。政府能否通过容忍或纵容通货膨胀上升，可以在事实上减少公共债务的真实数值。比如通胀率从2%上升到5%，公共债务会减少15%左右，特别是债务占当年GDP的比例，会大幅下降。

作者提醒，在欧洲历史上，比如从1913年至1950年，法国和德国的通货膨胀分别高达13%和17%，但这也帮助了两个国家，在当时以比较小的债务负担，推进本国的经济重建。

不过，随着通胀水平和工资水平轮番上涨，货币发行越来越多，后果也极为严重。

比如从1945年至1948年，二战后的法国，就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当时，法国连续4年的通胀都超过了50%，好处是把法国的很多公共债务都洗掉了；但坏处是，数百万民众可怜的储蓄都变成了废纸，到20世纪50年代，法国不得不面对普遍的老年人贫困问题。

所以，放纵通货膨胀也不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最优解，但是允许温和的通胀，在一个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冲销”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3）实施财政紧缩

那么有没有可能尝试第三点，实施财政紧缩呢？这就涉及政府职责和规模的权衡。

所谓财政紧缩，就是控制政府预算，少花钱，自然就会少借债。但是，这直接导致政府减少公共责任，很多事不管了，或者大打折扣。对于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没有标准答案。

首先，政府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事务无法缩减，比如治安、军队、外交和民政管理，这些钱肯定省不下来，否则国家难以正常运行。
其次，教育、医疗和养老，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柱，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减少任何一方面的政府开支，都会受到强烈抵制。这几方面的支出，前面我们测算过，至少相当于国民收入20%以上。
最后，还有很多新的涉及公共利益的额外支出，比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更新，以及应对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都需要钱。

所以总体来看，实施财政紧缩不仅弱化政府职能，而且减少公共福利，同时还打击经济增长，也不可行。

由此，作者的真实主张也更加明确：还是考虑征收累进资本税吧。对非劳动性财富，比如遗产继承、金融资产等实行累进税制。

作者认为，针对巨富和巨额遗产征收高税率，不仅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任何负面的影响，反而能促进财富的更合理分配。

当时欧洲的银行业已经在这样做。比如银行对于存款的担保，是逐级递减的，10万欧元以下的存款全额担保，10万至50万的存款部分担保，存款越多担保额度越低。

作者认为欧洲银行的做法，可以在上市和非上市公司股份等资产上参照实施，对征税等级进行更细致的划分。

昨天我们也讲到，作者并非要一步到位，而是建议逐年累进，比如一开始征0.1%，然后在10年里累进到2%左右。